你敢信?曝切尔西要卖坎特 为筹钱梭哈2大超贵目标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complejolostroncos.com/,何塞卢

在连续签下了齐耶赫以及维尔纳之后,切尔西还要酝酿大动作。英媒体《每日镜报》指出,阿布的球队打算出售球队主力中场坎特,并筹钱求购哈弗茨+奇尔韦尔,这两人的转会费都非常高。此外,哈弗茨貌似已经做好了加盟切尔西的准备,他点赞了球迷的相关推特。

2016年,坎特加盟切尔西。过去的4年中,法国人一直都是切尔西中场的绝对主力,矜矜业业,得到了历任主帅的信任。坎特的防守能力非常出色,堪比一座铁闸,被球迷戏称为“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过不去的坎特”。29岁的坎特为人低调,人缘很好,队友和球迷都非常喜欢他。

在今年的转会市场上,切尔西已经花了将近1亿镑。《每日镜报》称切尔西高层已经告知兰帕德,如果还想引援就必须得先卖人。《泰晤士报》则强调坎特很可能会成为切尔西换血的牺牲品,尽管兰帕德一直非常信任这位法国中场。除了坎特,巴卡约科、巴舒亚伊等人也是切尔西清洗的对象。

兰帕德上任后,切尔西改打进攻足球。如果兰帕德下赛季继续这么做的话,坎特的定位也许会变得尴尬。作为一名防守型中场,坎特踢攻击型中场终归是有点吃力,踢拖后型后腰又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和精准的长传。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球员能让切尔西下定决心用坎特来换?答案便是勒沃库森的哈弗茨。这赛季,哈弗茨在德甲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勒沃库森给他的标价高达7500万镑。根据英媒体近期的消息,切尔西正在努力的签下哈弗茨,试图将他带到西伦敦,尽管球员本人更想去皇马。

本赛季,哈弗茨为勒沃库森贡献了15个进球以及8个助攻。昨天晚上,切尔西官方推特宣布了维尔纳加盟的消息。随后,何塞卢有球迷在留言区起哄“赶紧宣布哈弗茨(加盟)。”没想到,何塞卢哈弗茨本人竟然点赞了这个球迷的评论,这瞬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球迷相信哈弗茨肯定已经与切尔西有所接触了。或许是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妥,哈弗茨后来取消了这个点赞。

与此同时,兰帕德还非常想买莱斯特城的边后卫奇尔韦尔,切尔西方面相信他们可以用5000万镑的价格让蓝狐放人,著名足球记者罗马诺确认切尔西正在与莱斯特城谈奇尔韦尔的转会。奇尔韦尔今年只有23岁,前途一片光明。

超模伊莲娜抱娃散步穿牛仔短裤肌肉腿抢镜和C罗现任都够健美

当地时间6月4日,俄罗斯超模伊莲娜·沙伊克(Irina Shayk)出现在纽约街头,她一手抱着穿着豹纹连衣裙的女儿,另一只手还拎着婴儿车,很是“大力妈妈”的感觉。

3岁的莉·德·塞纳·沙伊克·库珀(Lea De Seine Shayk Cooper),是伊莲娜和前男友-好莱坞男星布莱德利·库珀(Bradley Cooper)的女儿,两人在去年6月结束了四年恋情安静地分手了,不过却选择了共同抚养女儿。作为名副其实的星二代,莉·塞纳的装扮总是非常出众,大牌加身不说,还总是充满了新意,未来进入时尚圈也是不成问题。而这一次,超模辣妈的长腿抢镜了,穿着浅色牛仔短裤的伊莲娜,在没有高跟鞋配合的情况下,充分地展示了最自然状态的美腿,真可谓是肌肉满满,充满了力量。

当天伊莲娜的装扮很有初夏的气息,oversize的彩格衬衫营造出“下装失踪”的效果,尽显活力与青春,而白色的圆柱形挎包又和小白鞋形成了很好的呼应。

34岁的伊莲娜虽然有些“高龄”,但依然活跃在世界各大时装周的T台上,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年龄带给了自己优势,走秀时更加“气定神闲”。就外形看,伊莲娜和很多模特也很是不同,因为她不够“纸片人”,也没有所谓的筷子腿。

而T台上的很多模特,都是如伊莲娜好友斯特拉·麦克斯韦(Stella Maxwell)的那种,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complejolostroncos.com/,何塞卢双腿又细又长,别说是赘肉了,就连肌肉都没有多少的感觉。不过随着时尚圈的多元化,各种模特都开始被接受,瘦不再是唯一的审美标准。

而伊莲娜的健美双腿,也让人想到了C罗的现任女友乔治娜·罗德里格斯(Georgina Rodríguez)的腿,这位从女导购晋升为时尚名媛的“宝藏女孩”,何塞卢也对自己充满力量的双腿深感自豪,而且经常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健身照片,26岁的她粉丝数都超过了奋斗多年的“前辈”,在Instagram上乔治娜拥有超过1850万的粉丝,而伊莲娜则比她少了近500万,真是后浪推前浪啊。不过从乔治娜和伊莲娜那里可以感觉到,总裁的眼光,健康之美才是他的最爱。

佩里·安德森︱雷蒙德·威廉斯的佚文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complejolostroncos.com/,何塞卢

本文首发于《新左评论II》第一百十四期,2018年11/12月刊。2018年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逝世三十周年,威廉斯主编的《五一宣言》出版五十周年。

佩里·安德森,1938年出生,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政论家。1962至1982年、2000至2003年任《新左评论》主编。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和社会学荣休教授,《新左评论》编委会成员。近著有《原霸:霸权的演变》。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新左翼在英国崭露头角,其中公认最有影响的两位智识分子是雷蒙德·威廉斯(1921-1988)和爱德华·汤普森(1924-1993),一位是文化理论家,一位是研究工人阶级的历史学家。作为关系密切的同时代人,他们都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学生时代加入了,二战期间,二人皆服役于坦克团,战争结束后从剑桥毕业。1942年,汤普森第一次加入英国,直到1956年因匈牙利事件才与其分道扬镳;威廉斯复员后没有重新入党,组织上不再隶属于后者。冷战期间,汤普森在北部工业区,威廉斯在南部海岸区,各自从事成人教育工作。威廉斯出了一本从易卜生到艾略特的戏剧研究(1952),汤普森出了一部威廉·莫里斯的传记(1955)。1957年夏天,在退出英共之后,汤普森和他的历史学家同事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创办了《新理性者》( The New Reasoner,它的副题是“一份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季刊”),吸纳了其他的——现在是前——智识分子,以及像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这样的独立马克思主义者。

1958年秋天,威廉斯出版了《文化与社会》( Culture and Society),立刻声名大噪。在一片好评声中,最严肃的交锋来自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另一位前历史学家——发表在《新理性者》的文章。其时,威廉斯已经开始为《大学与左翼评论》(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供稿,后者是一群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更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创办的刊物,该创刊集体的形成可上溯至五十年代——而非三十年代。1960年,两份刊物合二而一,变成了《新左评论》( New Left Review),由斯图亚特·霍尔任主编,并伴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合作办刊:汤普森是编委会主席,威廉斯是编委会成员。

次年春天,威廉斯出版了《文化与社会》的续作《漫长的革命》( The Long Revolution),其中部分内容,早在前作本身问世之前,就在《大学与左翼评论》上刊登过了。这本书涉猎范围更有抱负,形态构造更加理论,结论方面更具政治性,无疑需要《新左评论》予以重视,于是,霍尔邀请了汤普森撰写书评。汤普森有些勉为其难,他担心一旦表达了自己同威廉斯的分歧,便有可能让新左阵营陷入分裂,而这是他意欲避免的。霍尔回复道,与汤普森所虑正相反,左翼需要公开的辩论——霍尔的好意占了上风。在接下来的两期《新左评论》,1961年的5/6月刊和7/8月刊,汤普森在这份刊物第一阶段(first incarnation)最具有思想分量的稿件里,回应了《漫长的革命》,这是一篇足以与他四年后对其第二阶段的著名批判——《英国人的独特性》(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比肩的论说文。汤普森写道,对于新左翼,威廉斯是“我们最出色的一员”,在冷战最恶劣的那些年,文化受到日丹诺夫主义荼毒,马克思主义僵化为官方教条,建制思想纷纷采取一种洋洋得意或秋后算账式的保守主义反应,虎狼环伺中,威廉斯是他这一代里唯一留在社会主义思考领域里的人——“我简直无法形容这么做需要何等锲而不舍的智识耐力”。“[威廉斯]身后是一个妥协的传统,手里是一堆破碎的词汇,于是,他做了剩下唯一能做的事:接管对手的词汇,尾随他们进入其论述核心,以彼之术语还之彼身,打得他们举步维艰。他为年轻人开出了生路,现在,他们又一次沿着这些道路前行。1956年,当他看到一些社会主义同辈人回到他这一边,他的笑容里一定带有一丝讽意。”(《论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新左评论I》,第九期,1961年5/6月,24、27页)

这一成就,汤普森继续道,并非全无代价。威廉斯在这十年里没有默默无闻。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调性(tone)问题。因为持续与艾略特,以及其他同时期的一众声音唱和,他在重建《文化与社会》考察的那个思想传统时,呈现出某种“去教堂礼拜似的庄重”,脱弃(disembody)了书中诸位彼此远非和睦相容的政治或个人激情。但这同时也是一个立场问题。威廉斯多少接受了对手们看待他们关切的问题的方式,而忽略了其他对于社会主义传统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他把文化定义为“整体性的生活方式”(whole way of life),这在太大程度上受惠于艾略特,即便他对其做了更具社会包容性的改造,也依然如此。因为这个定义排除了那些永远分隔生活——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冲突和阶级斗争。威廉斯选择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来演示《漫长的革命》的步骤,但他在再现这个时代的时候,没有提彼得卢屠杀以及之后的驱逐,没有提爱尔兰大饥荒,没有提宪章运动在政治上的惨败。取代这些痛苦的历史倾轧的,是一系列出现得过于频繁的抽象概念。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成长”(growth)——《漫长的革命》的通关密语:该词旨在追踪一场仍在进行的、未完成的全面社会转型中,大众读写能力、文化、民主组织的累积性拓展,涵盖这一转型的经济、政治、文化、家庭结构,或者用威廉斯的术语,它的“维持系统、决策系统、学习与传播系统、生育与养育系统”。

成长,在威廉斯慷慨地赋予该词的意义上,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样的十年——也不光是这十年——这个术语会令人误入歧途。“苦难不仅仅是成长边缘的耗损,对于受苦者,它是绝对的。”(《新左评论I》,第九期,29页)同样,将一个社会的诸系统分成四份,而不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去想一想马克思是如何构想这些关系的,这样的四分便不会有生产性。《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的大部分内容构成了“围绕马克思主义的间接讨论(oblique running argument)”。但“在另一种意义上,马克思从未被正视过”,尤其在如是异常奇怪的旁白中:威廉斯声称,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文化或家庭从来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样的错误颇能说明问题,于是,悖论便是,威廉斯“作为社会主义批评家的影响力,一直与他自身与社会主义智识传统的部分脱离相伴随,某种程度上,前者正是后者的结果”(《新左评论I》,第九期,30、24页)。威廉斯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投入是毋庸置疑的,《漫长的革命》的结论对此有极好的表达。但是,他的这些抽象概念(它们所隶属的词汇,部分源自那些反对任何这样社会的人),却有碍于理解如何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以及什么可能挡住了通往那里的路。

《漫长的革命》,[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392页 52.00元

因为——“如果现在有一场革命正在进行,那可以假定,这场革命既有反对的东西(阶级、制度、人、观念),又有支持的东西”。在威廉斯的表述中,反对的是什么呢?无外乎一组模糊的委婉之词:“常见的旧社会形式的惰性”“非民主的决策模式”“支配性的方式”,凡此种种。而被这些说法压抑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伴随着“一路以来对冲突和损失的充分体察”而从未丢掉的,便是“漫长的(或是短暂而灾难性的)反革命的危险”。在威廉斯笔下,这从未被表达过:“我有时候觉得,如果要用一页纸来掩盖1930到1945年的日子,那么关于德国制度的成长和壮大,差不多也能讲出一个同样的故事。甚至在最后,我们都很少注意到英国是一个帝国,在这个世纪里,我们始终卷在世界危机之中。”就像《文化与社会》里没有外国人,《漫长的革命》里也没有外国:维柯和韦伯在前者缺席,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后者缺席。一场革命可以持续多久,汤普森问道,“既不在反革命面前屈服,又不会走到社会主义的人的体系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之间爆发危机的那个节点”?——在这个危机点,“‘革命’与‘成长’这两个术语便无法兼容”(《新左评论I》,第九期,25页;第十期,1961年7/8月,39页;第十一期,1961年9/10月,未编页码)。确实,汤普森自己[关于革命]的概念常常被认为是太过末日启示(apocalyptic)了。但威廉斯的,则或许过于寡淡乏味了。

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合理地认为,“威廉斯的原创性需要在传统之外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尤其如今,这个传统内部杂乱无章”。自1957年以来,在各种波动变化的左翼观念中,“有两个一贯的主题:雷蒙德·威廉斯(包括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的写作,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价值重估”(《新左评论I》,第十期,34、37页)。如果想让它们走到一起,使新左翼获得智识上的聚合,二者之间必须有一场关于权力、传播、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对话,而这样的对话是汤普森致力于开启的。威廉斯是一个如此有力量、有原则的思想家,同他进行批评的交锋是无法回避或推延的。但愿——虽然并非必然——双方关于革命概念的分歧会在辩论中变小,新左翼的两股潮流能够汇聚在一起。

阐述生动,论证清晰,汤普森此文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对《漫长的革命》具有罕见深度的批评性回应。就其严肃性,其对于展开对话的提议而论,它欢迎威廉斯的回复。但什么都没发生。我们可以肯定,霍尔作为杂志的主编,会敦促威廉斯写一篇答辩,而他拒绝了。当在大约二十年后被问及原因时,他表示,汤普森说了“一些必要且正确的东西”。把文化说成是一种生活方式,把冲突排除在外,明显是错误的。但是,在不少左翼书写中,存在着某种误导性的对于“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的混淆。前者是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利益矛盾,后者是针对这些利益采取行动的主观意愿,是当“结构性冲突变成自觉的、相互的争夺,变成公然的力量交锋”的时刻。前者是永久的,后者是偶发的。“如果你把整个历史进程定义为斗争,那你就不得不避开或省略所有冲突以其他形式调停的时期,在这些时期,冲突被临时地解决或暂时地搁置。”五十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很卑微的时期”。汤普森并没有充分看到这个差异:“我在爱德华的写作里感觉到了一种对于历史上英雄的斗争时期的强烈情感,这当然是很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情感一经表达,却特别不适合处理那个我们刚刚度过的非英雄的十年。”(《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etters],伦敦和纽约:Verso出版社,1979年,135页)

《新左评论》对威廉斯的访谈录——《政治与文学》(1979年初版,2015年再版)

那为什么威廉斯没有在与汤普森的对话中发展出这一至关重要的论题呢?倘若存在这么一场对话,新左翼明显可能会受益良多。他说了两个理由。在右边,《漫长的革命》遭到了猛烈攻击,让人不禁回想起1939到1941年间的气氛。在左边,汤普森文章里的“一些题外话和口气(tones)”,反映出其基本无力做到“既保持理论分歧,又呈示共处同一阵线”,从而使一些本来站得住脚的论点,沦为不那么有力,实质上有论辩意味的(polemical)见解。身陷两边的交叉火力,“实在不知道要面向哪边”(《政治与文学》,134页)。所以他决定保持沉默。

威廉斯的沉默是因为汤普森的评论吗?很明显,它伤了威廉斯的心。但无疑,这里推波助澜的还有两人之间的误会,他们都误读了对方的口气。从一开始,汤普森就解释了他将本着何种态度来写作:他批评了威廉斯呈现《文化与社会》主人公的方式——就好像威廉斯要形构一个如此得体的大写的传统,在它面前,“任何一丁点儿的笑闹声或论辩声”都不合适。他引用了威廉斯的格言,当“你能听到停顿和努力:即一个人诚心诚意(in good faith)聆听别人并作出回应时所必需的坦率和诚实(honesty)”,你就在“真诚交流”(genuine communication),汤普森同意,真诚交流可以像威廉斯说的这样,“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告诉我们他[威廉斯]自己风格的力量”。但是,他继续道:“那个大写的传统根本不是这样:伯克言行失矩,科贝特(Cobbett)破口谩骂,阿诺德有本事冷嘲热讽,卡莱尔、罗斯金、D. H. 劳伦斯到中年以后,谁的话都不听。这么说可能令人遗憾:但是我看不出义愤的、震怒的,甚至恶意的交流有什么不真( genuine)的。”(《新左评论I》,第九期,25页)

对于威廉斯,抱怨汤普森谈论《漫长的革命》时在一些地方放飞自我,为辩而辩(polemical),是没有抓住后者这一反对意见的要害。对于汤普森,论辩(polemic)作为一种文类,其正当性正是在威廉斯所珍视的那个传统里得到了证明。然而,他接着又说,在威廉斯关于真正的交流的定义中,明显有“某种隐秘的对于学院语言的偏爱”,他把威廉斯比作《无名的裘德》这部使哈代的事业突然终结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努力自学的石匠,悲剧性地过分向往着“基督寺”——也就是出身中产阶级的汤普森自己从小长大的牛津——却被它排斥在外。相形之下,这边厢是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智识分子,不同于裘德,他进入了剑桥大学,尽管他“警惕一切与这个地方相联系的徒有其表的社会虚荣和阶级价值观”,并维系着“对于他的人民全身心的忠诚”,他却接受了这里的腔调(tones)和习语。汤普森嘲讽了《漫长的革命》里关于宪章运动的一句繁复奢雅——如果不是居高临下的话——的句子,向威廉斯吟诵(apostrophize):“哦,沐浴阳光的四方院子,盛着波特酒的玻璃杯叮当作响,开明人士窃窃交谈!”(《新左评论I》,第九期,25、26页;第十期,35页)

这是一个范畴(category)错误,在它发生之际,尤其刺痛人心。很久以后,在威廉斯的回忆里,《漫长的革命》受到的普遍反响是一致的敌意,“所有人中”,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例外,工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写了一篇不一样的评论,尽管他完全误解了这本书(《政治与文学》,134页)。这是记忆的诡计。这本书在当时颇受欢迎:好评不光来自政治家克罗斯曼在《卫报》的文章,还有哲学家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在《旁观者》( The Spectator)的文章、历史学家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在《新政治家》( The New Statesman)的文章——自由党、保守党和工党的喉舌一齐为媒体反响定下了基调。然而,如果考虑在当时更偏学术的场合写作的大学文学先生们,事情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有人——前自由党的议员候选人、不久会成为威廉斯在剑桥英文系的同事的戈尔利·帕特(Gorley Putt)不接受《漫长的革命》提出的“基础启蒙”,亦对它的“自以为是”“完全一本正经的教科书语言”感到不屑(《到底定义了个啥?》[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What?],《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61年3月10日)。在《大学季刊》( The Universities Quarterly),另一个人——信奉英国国教的费边主义者安多尔·戈姆(Andor Gomme)抑制不住自己:“开头那些厚而不堪卒读的章节,一本正经得可怖,除了怀着最坏的恶意的好奇心,所有其他人都会被吓退;它们似乎就是用来令无知者困惑、令自由者胆寒的”——至于刊载这些章节的书,充斥着“丑恶的冗词”,招人“嫌恶得很”,写这些章节的人,是个“恶霸”,“像寒鸦(jackdaw)一样零零碎碎地搜集着文学证据”,他关于政治或社会严肃性的主张,可以参考以下荒谬观念:“保守党仍然大体上是有产者和管理者的政党。”(《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 ,《大学季刊》,1961年夏季号,406、404、402页)

汤普森文章的开篇说道:“在《漫长的革命》出版两个月以来,它获得的反响令我如释重负,我可以从社会主义评论者通常的自我约束中解脱出来,不再需要采取补救办法抵消一般舆论的敌意。”严格意义上,他这么说没有错。但是在指责威廉斯适应了学院这点上,他犯了根本的错误。事实上,其时威廉斯正遭受到来自学院的谩骂,而他亦从未在学院里感到特别地宾至如归。不论他的语调(tone)或风格可以被如何批评,它们都是他本人性情的表达,而非他最终工作的那些机构的产物。看样子汤普森从来没读过戈姆的那些恶言恶语。然而,在他对于威廉斯的解释中,还存在着一个更深、更大的讽刺,这个讽刺不为他所见,就目前能知道的信息,也不为其时其他所有新左翼成员所见。就在汤普森写《漫长的革命》书评的那几个月里,威廉斯发表了一个文本,与汤普森的文章矛盾相向,令人大吃一惊。

刊登这个文本的刊物,解释了此文为何在当时丝毫不为人注意,并且自此之后似乎也从未被阅读——起码从未引起任何关注:《十九世纪》( The Nineteenth Century),由思想的设计者和经纪人詹姆斯·诺尔斯(James Knowles)创办于1877年,引领了英国刊物由季刊向月刊的转型。作为其时同类期刊的执牛耳者,它汇聚了维多利亚晚期的诸多名人显贵。第一期杂志由丁尼生的献诗开篇,接着是格莱斯顿(Gladstone)关于“权威在观念场中的影响”(Influence of Authority in Matters of Opinion)的文章,末篇是马修·阿诺德论温和的保皇党人福克兰(Falkland)在英国内战中的智慧及其对今日之借鉴意义。诺尔斯的编辑政策是用稿不分党派立场(ecumenical)。尽管他的个人交往主要限于自由党成员,这为刊物定下了整体的基调,但他的作者跨度,从天主教徒到实证主义者,从高度保守派(High Tory)到无政府主义者,不可谓不巨:曼宁主教和弗雷德里克·哈里森(Frederic Harrison),寇松和克鲁泡特金,戴雪和汤姆·曼(Tom Mann),更不用说王尔德、罗斯金或莫里斯了——所有这些人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出现在(represented)《十九世纪》的页面上。杂志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当1900年到来,为了延续名头,诺尔斯仅将刊名改成“十九世纪及其后”(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十九世纪》从未在其时的帝国共识面前动摇过,格莱斯顿本人告诉读者:“对每个不列颠人而言,帝国感情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格莱斯顿:《英格兰的使命》[England’s Mission],《十九世纪》,1878年9月,581页)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日趋保守,这同社会上层阶级态度,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支配下发生的普遍转变,是步调一致的。到新世纪,诺尔斯成了张伯伦的帝国主义的狂热拥趸:“让我们希望并且祈祷‘乔’(Joe)能够免遭任何不幸,直到他为我们缔造出一个帝国。”(普里西拉·梅特卡夫[Priscilla Metcalf]:《詹姆斯·诺尔斯:维多利亚时代的编辑和设计者》[James Knowles: Victorian Editor and Architect],牛津,1980年,350页)在他于1908年过世后,杂志由他的女婿威廉·雷·斯基尔贝克(William Wray Skilbeck)接手。这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基督徒运动员,涉猎足球、何塞卢赛艇、自行车、网球,没有什么智识野心,维持了杂志的编辑总方针,直到1914年,战争令一切闪烁其词都变得不可接受。杂志宣布:“德意志恶之滔天,令德皇沦为孤家寡人,仅有屠戮之精神(Spirit of Carnage)与其志同道合。”(H. H. 约翰斯顿[H. H. Johnston]:《德战及其后果》[The German War and its Consequences],《十九世纪及其后》,1914年9月,524页)人们在为1919年早逝的斯基尔贝克撰写的讣告中,亦颂扬了其立场之坚定。一篇充满感激之情的悼文说,“自那命定之日,那神怒之日( dies irae),换言之,自1914年8月4日以后,想在他的‘评论’里找到任何小英格兰主义者(Little Englander)或亲德派的言词,你都是白费功夫,他没有为了赚取那一丁点廉价的好处,给予那些自己国家敌人的声音说话的机会”;另一篇说:“他想要发动一场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战争,他们是一伙伪装成自由和民主之友的可怕朋友。而对于‘和平主义者’,他一样野蛮。”(《威廉·雷·斯基尔贝克,来自一些朋友的悼念》[William Wray Skillbeck, Tributes from Some Friends],《十九世纪及其后》,1919年8月,604页,606-607页)

两次大战之间,这份刊物的版式(format)依旧。高音(Tenor)?英国,1926年:“设法粉饰大罢工是没有用的。它的构想和行动再确定不过地指向了革命的目标、扭曲的幻觉和绝望的无能……在俄国,发动者会被枪毙或绞死。他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更温和的政权底下。”莱茵兰,1936年:“(法英)提案里尤其缺失的,是对希特勒不太正式却更有想象力的计划中,所富含的勇气和宽宏大度的慷慨承认。”西班牙,1937年:“在凯波·德亚诺(Queipo de Llano)非凡且无畏的政变之前,塞维利亚度过了整整六个月令人无法忍受的无政府状态。”长枪党?“一个自由人的民族对的自发回应。”元首?“我相信并祈祷佛朗哥将军会代表文明战胜布尔什维克主义。”(W. A. 阿普尔顿[W. A. Appleton]:《工联主义:解释,谴责,恳求》[Trade Unionism: An Explanation, a Condemnation, and an Entreaty],《十九世纪及其后》,1926年7月,第7页;威廉·哈伯特·道森[William Harbutt Dawson]:《希特勒的挑战》[Hitler’s Challenge],1936年4月,416页;道格拉斯·杰罗尔德[Douglas Jerrold]:《西班牙:印象与反思》[Spain: Impressions and Reflections],以及V. A. 卡扎莱特[V. A. Cazalet]:《内战》[The Civil War],1937年4月,474、492、499页。杰罗尔德是墨索里尼的仰慕者,极右的天主教保守派,据说,是他策划了让佛朗哥前去发动内战的那次飞行——一名军情六处的忠诚拥护者驾驶一架英国私人飞机把佛朗哥带往摩洛哥。维克托·卡扎莱特[Victor Cazalet],十九年的保守党议员,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的重要游说者,1943年死于西科尔斯基在直布罗陀的坠机事件。)

1938年,主编之职交棒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沃伊特(Frederick Augustus Voigt),他是一名记者,德国和东欧领域的专家,与杂志先前的基调相反,他强烈地反对法西斯主义。然而,虽然最初是左翼,他那时已然深信,左右的激进主义,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某种世俗宗教,一样决绝地打着真正的宗教的旗号。“双方都尊集体人(collective man)这位现代恺撒、个体灵魂的死敌为王,都把原本是上帝的东西奉献给这位恺撒。”到1949年,他更直截了当地判定,“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对神的彻底弃绝,都是对第一条诫命的违背。”而与这些针锋相对的,是“幸运的神意(dispensation of Providence):英式和平(Pax Britannica)和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已然合为一体——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对此深表感激”。他前往英美在希腊的防御前线,这样报道:“今天,国王赢得了除叛乱的直接、间接的推动者和支持者以外,所有人的绝对忠诚”,只不过煎熬在所难免——“希腊人无穷的虔敬心和爱国心已经使他们世界的黑暗变得可以忍受”。(F. A. 沃伊特:《致恺撒》[Unto Caesar],伦敦,1938年,37页;《英式和平》[Pax Britannica],伦敦,1949年,第6、490、557页;《希腊叛乱》[Greek Sedition],伦敦,1949年,11、249页)

于是,这份刊物,尽管如今顶着个过时的标题,已经在冷战到来前摆好姿势,准备就绪,要在其中扮演一个厉害的角色。1947年,沃伊特把指挥棒交到了前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人迈克尔·古德温(Michael Goodwin)手里,后者在这份杂志上的处女作是关于萨拉查(Salazar)的长篇报道。他在这片土地上发现,“过去二十年里,葡萄牙在各个方面都大踏步地走上了”——“之路,而我全心全意地相信,以真正的标准来衡量,如今这都不复存在了”。西班牙也获得了同样热情洋溢的对待,甚至在它被接受为自由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之前。1949年:“假如西班牙成了第一个卫星国——这是托洛茨基一战期间在马德里时就有的梦想——接下来会引发多么巨大的后果啊。相反,我们今天有一个和平的西班牙,它不是任何国家的威胁,而可能成为所有国家的朋友,它是欧洲最后的没有被破坏的游乐场之一。”统治它的,是“一位有着基督教绅士教养的职业军人”。(迈克尔·古德温:《葡萄牙,1947》,《十九世纪及其后》,1947年12月,277页;E. G. 科[E. G. Caux]:《西班牙漩涡》[Spanish Vortex],1949年1月,13页,以及《来自马德里的思考》[Reflections from Madrid],1949年7月,27页)古德温把刊物的编辑方向同他为情报研究局(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的秘密工作结合了起来,后者是英国外交部负责国内监视任务的情报机关,奥威尔曾当过它的地下线人。情研局(IRD)和中情局(CIA)交往密切,后者1950年在柏林资助了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随后将其总部设在巴黎。古德温看到了一个机会。

在他向巴黎提供了一份工作计划,解释在英国“渗透肯定无处不在”之后,1951年1月,由中情局资助的英国文化自由协会(British Society for Cultural Freedom),作为文化自由大会的分支,在伦敦成立,古德温出任干事,并把协会安置在了他杂志的办公室。是月,他把杂志更名为“二十世纪”( The Twentieth Century)。不多久,这份杂志亦获得了中情局的资金,中情局偿付了它拖欠房东的债务,按月向其提供补助——条件是,它保证把《新政治家》当作攻击的靶子,后者的中立主义被视为西方主要的意识形态威胁;古德温承诺,《二十世纪》会致力于《新政治家》“在智识上被系统摧毁”(休·威尔福德[Hugh Wilford]:《中情局、英国左翼与冷战》[The CIA, the British Left and the Cold War],伦敦,2003年,205-206页;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谁为吹笛手买单?中情局与文化冷战》[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伦敦,1999年,110页)。刊物改名换姓(rebaptized)后的第一期,古德温炮制的头条文章《特许的圣所》(The Privileged Sanctuary)再露骨不过地表明了该刊的政治决心。对于朝鲜战场上的联军未能打垮中国,这篇文章哭诉道:“历史上似乎从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一个国家(nation)在自己的边界线外,与其他国家(states)——包括了三大列强——的联盟交战,却仍旧能够保持其自身领土完好无损,仿佛那里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一般。”(G. F. 哈德逊[G. F. Hudson]:《特许的圣所》,《二十世纪》,1951年1月,第4页)

然而,他作为这两项紧密相关的事业的掌舵人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很久。英国文化自由协会的主席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既对古德温满怀厌恶,又认为《二十世纪》妨碍了他执掌自己刊物的雄心。在斯彭德的设想中,他的刊物将继承1950年休刊的《地平线》( Horizon)杂志,并且更新升级,打响的战役。文化自由大会不太可能资助两份相互竞争的期刊,斯彭德苦口婆心地劝说巴黎,和古德温比起来,他才是帮助他们达成目的的更好人选。在一场几乎要闹上法庭的冲突之后,斯彭德胜出,古德温出局,失掉了两个职位。情研局出人补了他在英国文化自由协会的缺,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被叫来重拟了协会章程,虽然实际效果不大,一名后来的干事回忆道:“我们的主要活动就是邀请有名望的智识分子一道去苏荷区的高档餐厅吃午饭。”(《中情局、英国左翼与冷战》,207-209页)1952年10月,古德温正式辞去了《二十世纪》的主编职务。中情局对这份刊物的资助似乎持续到1958年它被大卫·阿斯特(David Astor)收购为止,尽管彼时《文汇》( Encounter)杂志已经使它黯淡无光——作为文化自由大会任务更有力的执行者,《文汇》创办于1953年,由斯彭德执掌,军情六处兄弟般地负担了他的薪水。阿斯特是个坐拥《观察家》( Observer)的超级富翁,也是坚定的冷战分子,他对秘密贿金心安理得,在中情局炮制了他的竞争对手《文汇》一事最终被披露时,他还拍手称赞。阿斯特像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他新购资产的主编——乔治·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是其中之一——直到1965年,他把它卖给了一对记者(关于阿斯特对这些事的看法,见杰里米·路易斯[Jeremy Lewis]:《大卫·阿斯特:印字人生》[David Astor: A Life in Print],伦敦,2016年,174-176页;面对奥威尔为情研局服务一事,他解释道,他的朋友“并没有给他们黑名单,他只是告诉情研局,哪些人不能用”[whom not to employ,原文如此])。

伴随杂志发行量和声望下降,并且向早期更折中、不那么意识形态化的风格回归,因为未能止住亏损,它在六十年代的动荡转向中气数耗尽,而此时这份刊物距离古德温离开时的样子并不太远:阿尔弗雷德·谢尔曼(Alfred Sherman)在1968年表示,“企鹅图书作为和极左宣传的一大渊薮,已达三十年之久”,这家公司最近出版了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书,此人乃是一名红色法西斯主义者(《革命的精神病理学》[The Psychopathology of Revolution],《二十世纪》,1968年,第三期,44-45页)。它最后一任共同主编迈克尔·艾文斯(Michael Ivens,1967至1972年间任职)在七十年代是资本的激进同侪。当谢尔曼(Sherman)同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和撒切尔一道,在1974年成立了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将其发展成其时的核心右翼智库,艾文斯既领导着“行业目标”(Aims of Industry)这个私有化的游说先锋,又率领全国自由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Freedom,简称NAFF)破坏了1976至1978年间的格伦威克(Grunwick)罢工。(在这几年里,迈克尔·古德温成了冲突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的行政总监,从事反对“和颠覆”的斗争。该所由澳大利亚特工布莱恩·克洛泽[Brian Crozier]所建,长期得到英国情报部门和中情局的资助,何塞卢1979年,克洛泽被革职,古德温任总监,直至十年后离世。)艾文斯不会认为这些活动在任何意义上与他在《二十世纪》扮演的角色相抵触。在这份刊物,他最早写下的话包括:“资本主义,对我而言,似乎是文化和交流在现代国家的最好基础。”(《赞助的问题》[A Problem of Patronage],《二十世纪》,1967年,秋季刊,30页)

《二十世纪》和它的直系先辈的世界,与《新左评论》及其前身的世界之间,有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遥远的距离。但怎么偏偏就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雷蒙德·威廉斯的重要文本,而且恰好是在爱德华·汤普森在《新左评论》向威廉斯叫板的节骨眼上,它的内容还关乎汤普森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Marxism),1961年7月刊登在了《二十世纪》。假设两月出版一次的《新左评论》通常——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都在双月里问世,1961年7月便是在汤普森文章第一部分发表的6月,和第二部分发表的8月之间。汤普森可能在5月完成了书评,因为他提到《漫长的革命》是在两个月前出版的;威廉斯写这篇文章,则不会迟于6月。所以二人的写作时间几乎是完全重合的。威廉斯把他的文章发给汤普森看了吗?这个可能性几乎可以排除:因为一起严重的排印事故,《新左评论》所刊汤普森书评的第二部分缺了关键一页,作为某种蹩脚的补救,这一页外加一则道歉声明,登在了随后的9/10月刊,汤普森此时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个注,让读者注意威廉斯的文章,因为此文标题已然表明,它一定和他书评里的讨论——更凑巧的是,特别是和这缺失的一页,息息相关。然而,他肯定会对它出现的场合感到大吃一惊,如果他意识到它的存在的话。这该怎么解释呢?

刊有《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的《二十世纪》(1961年7月)封面,佩里·安德森摄于大英图书馆。

在一个层面上,答案看起来一目了然。古德温离开后,阿斯特买下《二十世纪》,组建了编委会,其成员大多招募自他旗下的报纸,尔后,主编便频繁更替。1961年初,最新一任主编是戏剧评论家理查德·芬勒特(Richard Findlater),一名终身戏剧爱好者。3月,因为赔钱,已经客座编辑了一期戏剧专号的芬勒特宣布,杂志自此由月刊变为季刊,每期将聚焦一个单独主题。芬勒特痴迷舞台,自然会接触作为这方面权威的威廉斯,事实上,威廉斯为后来一期季刊贡献的另一篇文章,便是对英国近期戏剧作品的述评。然而为什么芬勒特会约一篇谈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的稿子,还是个谜。鉴于这篇文章的严肃性,它与周遭的一切都看起来格格不入:它被掖在了一期喜剧特刊后面的报屁股杂烩里,而这期特刊,更集合了一时之小丑、弄臣和智者(wits):比奇科默(Beachcomber)、彼得·桑普勒(Peter Simple)、巴德·弗拉纳根(Bud Flanagan)、伯纳德· 霍洛伍德(Bernard Hollowood)、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

《二十世纪》1961年7月号目录,佩里·安德森是在检索安东尼·鲍威尔的材料时,意外发现威廉斯这篇文章的。

在另一层面上,疑云没有完全消散。阿斯特是一个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但在国内事务上不是特别保守,更接近工党的右翼,而非保守党的立场,在他的掌控下,《二十世纪》的风格变得更偏文化,并且——至少在意图上——更关心社会问题,而不那么政治。但它依然属于相同的都市氛围:不是大学教授在沐浴阳光的四方院子里喝喝波特酒,而是去高档餐厅软座将马丁尼一饮而尽,放心吧,会有英国文化自由协会之类的组织报销,当然餐费标准是惠勒氏(Wheeler’s)生蚝吧档次的,岂是大学食堂能比。指责威廉斯被学院同化,汤普森大体上是错的。但他在这篇评论的其他地方,却表达了某种或许更为中肯的疑虑。威廉斯足够敏锐地意识到了整个“布尔乔亚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和实践上意味着什么吗?汤普森给“布尔乔亚文化”这个术语加了警示引号(scare quotes),特别指出它多么容易遭到宗派主义式滥用(《新左评论I》,第十期,35页)。在学院里,威廉斯近距离、面对面地与毫不掩饰的对手短兵相接,他所在的场景是一个很大程度上未曾改变、尽管是后神职人员的(post-clerical)旧秩序。而在与首都的文化商人和文化掮客们的交往中,那些人多半待他更好些,他可能放松了警惕。无论如何,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的奇怪的、错付于人的命运的一种可能的解读。

威廉斯投给《二十世纪》的稿子里,包含了他对1917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的一系列看法。这些陈述简洁有力,纵横捭阖,在他的写作中独树一帜。虽然其长度仅为汤普森对他说的话的三分之一,但却视野更宽广,论证更复杂,结构更紧凑。和汤普森一样,威廉斯也提到了乔治·李希特海姆不久前出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史论》( 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后者断定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油尽灯干的形而上学体系(system),当然类似的宣判并不新鲜,而威廉斯想要究问其准确性。其时,马克思主义是三分之一个世界的官方学说。该如何评判那些宣称信奉它的体制(systems)呢?一种声音放大了恐怖的记录,声称极权主义各有变种,同气连枝。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们越来越像西方的现代社会了,本来是两种对比鲜明的工业社会版本,但到底是工业社会,各种技术专家统治形式如今殊途同归。这两种解读都不具有最终说服力。恐怖断不能穷尽社会,其经济成就,更不用说文化成就,无法化约为此。美国和苏联也不能被笼统视作由同等相当的精英运作的、相似的组织系统。作为秩序,一个根深叶茂,一个新枝初长,双方精英所致力于达到的社会亦判然有别:美国人要商业民主,原则上个体消费者至高无上(sovereign);俄国人要指令经济,原则上共同体至高无上。威廉斯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度里生活过,也不分享任何一方的价值观,但只要对它们各自的交通系统略作考察,他就足以看清二者的实际区别。

然而这并没有消除以下指控:在当时的制度下,作为马克思版解放(liberation)目标的工人阶级解缚(emancipation)还遥遥无期。不可否认,按照英国工人阶级的标准,苏联工人在何种意义上获得了解放,还有待商榷。现实是,发生在这些社会里的革命,把农民起义和被马克思主义吸引的智识分子,以及偶尔的城市工人阶级元素结合了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在非常落后的条件下,被迫进行工业化。这是列宁为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或者用它自己的说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效发展。但这不是没有代价的,国内外敌人都要被无情。且胜券亦非在握: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可能最终扭曲,创制出军事-工业国家,沾染上沙文主义,凡此种种,皆有案可查。

所有这些经验皆为落后国家特有,这会产生理论的,以及政治的后果。在马克思主义原来的版本里,社会将普遍从各种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历史的实际进程看起来并非如此。在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被跳过了。在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从未发生过,也不太可能发生。西方者对东方执政党的实践和观念的模仿,是荒谬的,而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正统变体,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周围的社会并不相干。这会将社会主义观念置于何地呢?自鸣得意的共识是,资本主义已经告别任何社会主义的风险了,因为它的需求被收编进了福利国家,后者甚至有“后资本主义”的美称。唯有那些执意要走老路,或多愁善感的人,才继续奢谈或梦想着社会主义。

以上这套因循之论(conformism)仍视而不见的现实是:在别处——落后且亟需发展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发生的革命的影响,无法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状况相隔绝。北大西洋国家形成了一个联盟,其根本行事逻辑就是消灭或遏制,以及破坏、延迟或转移殖民地的革命。生活在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在自己的社会中与这两股压力对抗,这便意味着,他们首先要在国际事务中作斗争,献身和平、民主、发展的事业,把它们当作牵动着世界各地人民的问题来对待。这不等于在冷战中站边。这意味着,西方之外,无数的人们,都与我们有关,他们在非常不同的条件下为解放而斗争,我们本着对话而非认同(identification)的精神加入他们,不仅注入“独立批评和积极民主的传统”, 还要贡献近来关于工作和文化问题的思考,因为这与五湖四海的社会主义者都休戚相关。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在于恢复政治视野的整全性,从而能够在当代不同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世界中,界定各种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

那么,如何定义威廉斯的文本与汤普森的评论的关系?在两人的龃龉( mésentente)中还有一个小讽刺,威廉斯的文章开篇,对比了作为机器人机械表达的论辩和源于经验(experience)的人的语言。这番带有时代特征的呆板描绘,不仅因生造而显牵强,更没有理解论辩这一形式的价值,以及限度:它把“经验”——这将成为汤普森最广为人知的法宝——作为检验其对立面的标准。困难却在于,同样的经验,可以有任意多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历经(lived)和阐释的方式,而就论辩而言,这既不用被考虑,亦无足轻重。威廉斯此文所写的主题,体现出汤普森对威氏社会主义的性质的误解程度之深——不是因为他粗心毛躁,或为论辩煽惑,而是因为他依据的是摆在面前的《漫长的革命》。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会比威廉斯发在《二十世纪》的文章更不脱离主要的社会主义智识传统,更不含糊(oblique)地评论马克思主义,换言之,更直截了当地与马克思主义正面相视了。对待阶级斗争总默不作声,或顾左右而言他?它每隔一页就出现。法西斯主义:非但没有缺席,反而摆在了历史比较的最前面。帝国主义:相较于责备他略而不谈的批判文章,威廉斯赋予了它在社会主义政治中更核心的位置:对于他,这是“现在统领性的事情”,是马克思主义的焦点所在,压倒一切其他事务。国际主义:同样充满悖论地,威廉斯的强调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主义事业“首先”要着眼于国际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推翻汤普森的论旨。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不能被解读为仅仅是《漫长的革命》某个未知的补充文本。在一些地方,二者实际上无法兼容合拍。当汤普森写道,即便到书的最后,“我们都很少注意到英国是一个帝国,在这个世纪里,我们始终卷在世界危机之中”,他所言非虚。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是这么说的:“西方社会的形态本身主要是由这场国际斗争所决定的,开放的福利国家似乎只是后者的边缘伴生物。诚然,在我看来,这个意义上的安逸且不断改善的社会在英国的延续,似乎取决于对于国际军事斗争的事实,以及世界经济变化的事实的无视,然而前者正从内部深刻地改变我们,后者则使我们目前的舒适生活难以为继。”如是判断与《漫长的革命》中不自觉地囿于英国的社会向善论(meliorism)背道而驰。矛盾对于大思想家并不罕见,往往是他们创造力的代价——和标志。无疑,这里又是一例。

在威廉斯写作的时刻,古巴革命方满一年不久,并且刚刚在猪湾粉碎了一次帝国主义的颠覆企图,阿尔及利亚革命还没看到胜利,苏共二十二大将要迎来苏联非斯大林化的高潮,美国在南越的保护国地位开始变得岌岌可危。威廉斯对革命和殖民地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之于它们的意义所采取的观点,是那个反抗的时代的产物。正是汤普森,尽管他对时代的敏感丝毫不逊色,警告人们不能低估时代逆转的可能性。一场漫长的反革命,穿插着几场短暂而灾难性的反革命,仍是大概率会发生的。果然,一语成谶。在威廉斯1988年去世后的一年之内,东欧政权相继倒台,随后,苏联解体。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快地使更多人摆脱了贫困,掌握了读写能力。但谁又能不把它视作一个巨大的军事-工业国,或者认为它免于大国沙文主义了?在拥有万隆记忆的前殖民地世界——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埃及、约旦、利比亚、苏丹——民族解放成了一个空洞的词语,通常意味着截然相反的东西。至于国际主义,它在古巴的最后哨所正在挣扎求存。在西方,一个严苛程度超出六十年代任何想象的资本主义,不间断地统治了四十年,在其治下,不平等逐步升级,不安全逐渐蔓延,工人阶级被严重削弱:这与威廉斯和汤普森书写的那些国内状况有天壤之别。

这些变化,对于他们当时各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何启示?也许主要是以下这点:他们都把工作重心局限于批判和建议的任务,却忽视了解释的任务。苏联的指令经济在西方更高生产力——不论是工业还是军事——的压力下轰然倒塌,更有远见的布尔什维克则预言,即使在孤立状态下,它很可能也会迎来同样的命运。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方向上激进化,源于胜利者经济体内部过度竞争的压力: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稳步下滑,投机取代了生产,工资停滞不前,政治体制封闭。在西方,漫长的反革命是由长期的经济低迷所驱动的,后者时至今日还流毒四方,尽管各种平民的(popular)、智识的反抗迹象已经开始浮出地表:美国的桑德斯主义、英国的科尔宾主义、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此外还有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设想的那种批评精神一定会奋起——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

1961年的两篇文本,平行而驶,擦肩而过,就像黑夜里的两艘船。英国新左翼两个最伟大的头脑之间直接、持续交锋的机会,便失之交臂。部分的原因是,汤普森虽然想要创造这样的机会,却误解了威廉斯的观点的内容,尽管他公正地意识到了其风格的风险。因为对牛弹琴,而非有的放矢,《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也没有达成它的目的。在刊有汤普森被漏掉那页的那期之后,《新左评论》仅继续出了一期,这份创办于1960年的刊物便休止了,它创立时为之服务的运动亦寿终正寝。在跌跌撞撞经历了一段痛苦的过渡期后,1964年,一种全新的评论开始出现,对此,汤普森在1965年发表了他著名的第二篇批判文章。到1968年,两位思想家在集体性的、完全国际主义的出版物《五一宣言》( May Day Manifesto)中再次携手。1980年,他们在《新左评论》上围绕战争与和平又有一次切磋(汤普森:《关于灭绝主义——文明的最后阶段的笔记》[Notes on Exterminism, the Last Stage of Civilization],《新左评论I》,第一二一期,1980年5/6月,第3-31页;威廉斯:《核裁军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Nuclear Disarmament],《新左评论I》,第一二四期,1980年11/12月,24-42页)。1983年,威廉斯在他的最后一本书《通往2000》( Towards 2000)中重写了《漫长的革命》,全面政治性地重启并超越了后者。弗朗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rn)在《新左评论》回应了它(《通往2000,或来自你知道哪儿的新闻》[Towards 2000, or News From You Know Where],《新左评论I》,第一四八期,1984年11/12月,第5-30页)。这一次,没有误读(misprision)。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珠海华发工会拟向华金国际资本(00982HK)采购节日礼盒

格隆汇6月8日丨华金国际资本(00982.HK)公告,于2020年6月8日,公司间接全资附属管理公司(喜来登酒店)与珠海华发工会订立商品采购协议,据此,珠海华发工会同意向管理公司(喜来登酒店)采购节日礼盒,总金额合共不超过人民币76.5万元(包括服务费及税项)。

于2020年6月8日,管理公司(会展行政公寓)与华发股份600325股吧)工会订立商品采购协议二,据此,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complejolostroncos.com/,何塞卢华发股份工会同意向管理公司(会展行政公寓)采购节日礼盒,何塞卢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4.1万元(包括服务费及税项)。

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

声明: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请勿上当受骗。详情

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加泰罗尼亚语:Reial Club Deportiu Espanyol,西班牙语:Real Club Deportivo Español,通常被称为RCD Espanyol或简称Espanyol)又称鹦鹉军团,是一家位于自治区巴塞罗那市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为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球队之一,成立于1900年10月28日,作为当时西班牙第一支由西班牙本国人组建的足球队,故以“西班牙人”命名。

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900年10月28日,是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球队。曾四次获得西班牙国王杯冠军,最近一次夺冠是2006年。

球队主场为科尔内拉-埃尔普拉特球场。于2009年夏天投入使用,可容纳40,500名观众。

2015年11月3日,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注资6000多万欧元控股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此次并购是中国企业首次控股欧洲五大联赛足球俱乐部。

西班牙国王杯冠军4个(2005/2006、1999/2000、1940、1929)

1900年10月28日,一名来自巴塞罗那大学工程系的学生罗德里格斯·鲁伊斯(Ángel Rodríguez Ruiz,1879-1959)创建了西班牙人俱乐部。俱乐部原来位于富庶的萨里亚,最初被称为社会西班牙人足球队(Sociedad Española de Football)。一年后,俱乐部更名为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Club Español de Fútbol),西班牙人是西班牙国内第一支由西班牙球迷组建的足球俱乐部。俱乐部组建的初衷,是建造一个由西班牙本土球员组成的俱乐部,来对抗几乎全部由外籍球员组成的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

俱乐部最初使用黄色衬衫作为球衣,源于创始人朋友拥有的纺织企业的剩余黄色布料。俱乐部的初期运营非常成功,1903年就赢得了加泰罗尼亚足球锦标赛冠军,是西班牙国王杯决赛的常客。1906年,俱乐部因为经济原因暂时关闭,大部分球员加入了X体育俱乐部(X Sporting Club),这家俱乐部在1906-1908年间赢得了三次加泰罗尼亚足球锦标赛冠军。

1909年,X体育俱乐部俱乐部重新启用历史名称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Club Español de Fútbol)。1910年,俱乐部更名为西班牙人体育运动俱乐部,并且选择蓝白色条纹衬衫作为球队球衣和队徽的主要元素。蓝白条纹是为纪念中世纪率领舰队巡航地中海、保卫加泰罗尼亚的伟大将军Roger de Lluria,故使用了将军所用的徽记中蓝白条纹元素。

1912年,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正式授予球队“皇家”称号,球队正式使用“皇家”名称并在队徽上附加王冠徽记。1931年,阿方索十三世退位西班牙进入第二共和国时期,王室符号被禁止使用,俱乐部采用了西班牙人体育运动俱乐部(Club Esportiu Espanyol)名称。西班牙内战后,俱乐部恢复了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的名字。

1929年俱乐部获得了第一次西班牙国王杯冠军,在30年代传奇球员里卡多·萨莫拉(Ricard Zamora)创造了俱乐部的显赫战绩。内战结束西班牙人抓住了历史时机,高速发展,先后获得1940年国王杯的冠军、1941年国王杯亚军。并在随后的1947年、1957年进入国王杯决赛。

1994年,何塞卢西班牙人成立了预备队“西班牙人2队”,西班牙人2队效力于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B组。

1999年俱乐部百年华诞时,收到了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圣乔治十字勋章。1999年11月14日,在百年俱乐部纪念比赛中西班牙人以2比0战胜阿根廷队。

前一个赛季获得国王杯冠军的西班牙人一路过关斩将,半决赛淘汰德国劲旅不莱梅后,在决赛遭遇国内联赛球队塞维利亚。西班牙人2-2战平后最终以1-3的点球失利失去了冠军奖杯。西班牙人是欧洲联盟杯历史上唯一一支保持90分钟不败战绩的球队,但是没能如愿将冠军奖杯带回家。球队球星潘迪亚尼成为当届欧洲联盟杯最佳射手。

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A股代码:300043)2015年11月3日宣布,拟以不超6434.80万欧元收购并增资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简称“西班牙人俱乐部”),取得合计超过50.1%股权,并承接对其不超过4100万欧元融资担保。交易完成后,可实现对西班牙人俱乐部的实际控制。在国内足球改革火热、资本掘金体育产业的背景下,互动娱乐将成为首个控股西甲球队的A股上市公司。

2019年6月6日,西班牙人主帅鲁比拒绝了续约合同,接受了贝蒂斯年薪300万欧元的3年合同 。此前在鲁比的带领下,西班牙人战绩出色,拿到联赛第七获得了欧联杯资格赛的参赛资格,武磊也在他手下逐渐坐稳主力位置。

2019年6月6日,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官方发布消息:B队主教练大卫·加耶戈成为新任一线日凌晨,西甲西班牙人队官方宣布马钦成为一线队新任主教练,双方签约至2021年。

2019年12月23日,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巴勃罗·马钦不再担任俱乐部男足一线日下午,西甲西班牙人俱乐部在官方媒体发文宣布阿韦拉多成为球队新任主帅。双方签约至该赛季结束。

2019年3月2日,武磊在比赛第65分钟打进一球,这是中国球员在西甲联赛的首粒进球。

a5月19日,西班牙人主场2比0击败皇家社会,武磊收获西甲第3球。西班牙人获得西甲2018/19赛季第7名,拿到下赛季欧联杯资格赛的参赛资格。

a8月30日,西班牙人在欧联杯附加赛次回合中客场2-2战平乌克兰球队索尔亚,以5-3的总比分晋级欧联杯正赛。

a12月13日,欧联杯小组赛全部结束,西班牙人以3胜2平1负的战绩,排在H组第1名晋级欧联杯32强。

科尔内拉-埃尔普拉特球场,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球队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主场,于2009年8月2日正式投入使用。球场坐落于科尔内拉-埃尔(Cornellà-El)与普拉特(Prat)区域的交界处,并因此而得名

科尔内拉-埃尔普拉特球场历时3年时间打造,耗资超过1.5亿欧元,球场可容纳40500名观众现场观看比赛。

根据欧洲最新的体育场馆标准,科尔内拉-埃尔普拉特球场设计之初便考虑了环保、观众互动等科技元素。何塞卢场馆顶部安装了总计0.5兆瓦的太阳能光伏板,达到了显著的节能效果。球场设有3278个车位、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complejolostroncos.com/,何塞卢拥有24个现场广播位置和可容纳133个座位的新闻发布室,通行区域符合残疾人无障碍标准

科尔内拉-埃尔普拉特球场在设计与功能性、经济性与美观之间实现了和谐平衡,被2010年6月18日在都柏林举行的体育场馆商业奖评选中被评为年度最佳场馆,并获评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EFA)4星级足球场馆。全欧洲仅有13个球场达到了UEFA的4星级标准。

科尔内拉-埃尔普拉特球场是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第8个球队主场。2009年8月2日的新球场揭幕战中,西班牙人迎战利物浦,最终以3-0的比分获得了胜利

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还在巴塞罗那市郊圣阿德里安 – 德贝索斯附近拥有一座占地60000平方米的体育综合设施“丹尼·哈尔克体育城”。体育城配备最新的体育训练技术设施,拥有2个全场天然草坪、1个全场人造草坪、7个半场人造草坪、守门员训练草坪、多用途训练人造草坪等。体育城还开设一个官方特许经营商店,售卖球队球衣、围巾等相关纪念品。

丹尼·哈尔克体育城承担西班牙人青年队、女子队、青训营和足球学校的训练和内部比赛功能。体育城在夏季还会举办校园活动,实现了足球运动、市民休闲、教育等内容完美融合。

西班牙人的第一个队徽来源于当时的俱乐部名称(Club Español de Fútbol)缩写,融合了1897年西班牙体操协会的标志设计思路,使用红色黄色作为主色。1909年Eduard Corrons提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将中世纪率领舰队巡航地中海、保卫加泰罗尼亚的伟大将军Roger de Lluria的标志色彩白兰条纹引入队徽中,并且缩写也改为了俱乐部的新名字CDE(Club Deportivo Español)。1912年,俱乐部获得了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授予的“皇家”称号,开始在队徽上使用皇冠元素,并一直沿用至今。1998年皇冠的细节做了现代化的简约处理,白蓝条纹的宽度比也进行了修改。2005年,在进行了少许色彩、字体的修改后,新版的队徽被一直使用到今天。

2019-2020赛季,巴塞罗那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的主场球衣在延续俱乐部三蓝两白五道竖纹构成的传统形象的基础上,以球队历史作为灵魂元素展开。胸前蓝色条纹藏有镌刻荣耀的涂鸦暗纹,展示球队曾于1929、1940、1999-00、2005-06赛季4次夺得西班牙国王杯冠军的辉煌成就,饱含对俱乐部悠久传统的自豪回忆,传递球队不忘荣誉、锐意进取的意志和决心。

2019-2020赛季,巴塞罗那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的客场球衣灵感来源于球队几年前的梦幻欧冠之夜。

球队第一客场球衣为深绿色,附带蓝白间条在球衣左侧,球裤与球袜也为绿色。第一客场球衣灵感来自于2006-2007赛季欧联杯决赛的球衣。

2019年,球队重返欧联赛场,粉色和黑色的元素被重新运用其中,白色则被添

西班牙人俱乐部的队歌由奥尔费-加泰兰和瓦耶斯交响乐团共同录制,由塞尔瓦那交响乐团前团长安东尼-马斯作曲,历史学家也是西班牙人的忠实支持者约安-塞库拉-帕洛马雷斯作词。

Davis a néts, en noble nissaga,

西班牙人的吉祥物的来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每周足球评论,评论员当时使用了鹦鹉指代西班牙人的球迷群体。随着俱乐部历史的推进这种印象不断加深,直到俱乐部75周年庆祝活动时,西班牙人正式推出了鹦鹉作为吉祥物标志。俱乐部100周年庆典时,一个现代化设计的鹦鹉吉祥物正式启

用,他的名字叫逊喜(Som-hi),身上的白蓝色虎皮纹理和球队队服、队徽的白蓝色条纹如出一辙。俱乐部后来还设计了漫画版的鹦鹉平面广告,逊喜破笼而出的形象广受球迷欢迎。

巴塞罗那德比(加泰罗尼亚语:Derbi barceloní)是对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与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间比赛的总称,两支球队皆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德比是西班牙甲级联赛历史上次数最多的同城德比,对于争斗了百余年的巴塞罗那两家俱乐部来讲,德比战向来不用渲染双方就可以争得你死我活。

所以,武磊只是中国足球最后的希望而已。没有其他补充,只能当成“最后的希望”处理,这就是武磊。好在中国足球还有最后的希望,否则更加悲剧。武磊自己表态,就算降级也会留洋,坦言西乙水平都高过中超,翻译成我的语言就是他会竭尽全力守护全村的希望。钱少事多离家远,武磊这个选择,非常了不起。

伊莲娜·里斯蒂奇

声明: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请勿上当受骗。详情

伊莲娜曾在米兰博科尼大学念过金融系,在摩纳哥的Tamoil公司所工作。伊莲娜会说17种语言,其中包括意大利语和英语。

绯闻,然而绯闻过后正牌女友终于亮相,何塞卢2008年的上海大师杯上,一位身材高挑的金发美女始终默默关注着他的比赛,在小德夺得个人首个大师杯冠军后,塞尔维亚帅哥终于承认这就是自己的正牌女友:“她是2006年塞尔维亚的环球小姐,名叫伊莲娜·里斯蒂奇

2008年,德约科维奇在上海参赛时曾提到伊莲娜是“环球小姐”,“她是2006年的环球小姐。”小德在上海大师杯的发布会上说,但事后,小德澄清他只是在开玩笑

伊莲娜曾在米兰博科尼大学念过金融系,在摩纳哥的Tamoil公司所工作。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complejolostroncos.com/,何塞卢

在何塞·马蒂150周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阿尔贝托·罗德里格斯·阿鲁菲大使阁下,朋友们,同志们:rn今天,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何塞·马蒂15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何塞·马蒂是世人皆知的古巴民族英雄、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卓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和革命精神极大地丰富了古巴和拉美人民的思想宝库,同时造就了一代代的革命者.马蒂为古巴和拉美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何塞·马蒂古巴拉丁美洲国家全球化政治家思想家民族英雄独立运动民族解放运动

你可以通过身份认证进行实名认证,认证成功后本次下载的费用将由您所在的图书馆支付

百度学术集成海量学术资源,融合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为科研工作者提供全面快捷的学术服务。在这里我们保持学习的态度,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complejolostroncos.com/,何塞卢何塞卢不忘初心,何塞卢砥砺前行。

何塞马蒂是谁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也可直接点“搜索资料”搜索整个问题。

马蒂在古巴1653、拉美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拉美现代主义的开路先锋,他的诗篇《伊斯马埃利约》、《纯朴的诗》和《自由的诗》,何塞卢他的散文《我们的美洲》、《美洲我的母亲》《玻利瓦尔》等在古巴和拉美脍炙人口。

马蒂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是古巴的民族英雄。他从15岁起就参加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革命活动,42岁便牺牲在独立战争的战场上,他短暂的一生完全献给了争取祖国独立和拉美自由的事业。

马蒂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他卷帙浩瀚的著作中包含着深邃的思想。他主张民族独立,后来,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complejolostroncos.com/,何塞卢马蒂成为古巴民族的英雄和象征;主张建立一个自由的、有尊严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应保障人的尊严;主张建立公正、平等的社会,通过各国行使自主权以实现世界平衡,这一思想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出现严重失衡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张人人平等,认为人不分种族,都是平等的,号召拉美各国人民加强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西甲球队队徽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complejolostroncos.com/,何塞卢

西班牙甲组联赛球队名单、球队队徽图标 ;西甲联赛本赛季共计20支球队名单数据,西甲球队队徽图标说明样本;

1、2019-2020西甲 联赛 共有20球队参加比赛,参赛球队名单分别是: 皇家马德里队、 巴塞罗那队、 塞维利亚队、 巴伦西亚队、 毕尔巴鄂竞技队、 奥萨苏纳队、 皇家贝蒂斯队、 赫塔菲队、 西班牙人队、 马洛卡队、 等球队;

2、何塞卢2019-2020西甲足球俱乐部名单列表中最上方图片是西甲球队徽,最下方英文是代表球队西甲英文名称;

郑重声明:本网咨询仅供体育爱好者浏览参考之用任何人不得用于非法用途,否则责任自负。本网所登载广告均为广告客户的个人意见及表达方式,

和本网无任何关系。链接的广告不得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如有违者,本网有权随时予以删除,并保留与有关部门合作追究的权利。

足球之夜-足球赛事赛程表,足球比分直播、比赛视频录像;NBA篮球赛事赛程,NBA直播吧,NBA录像视频信息;

博斯曼法案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complejolostroncos.com/,何塞卢

声明: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请勿上当受骗。详情

“博斯曼法案”法认可有欧洲联盟公民资格的足球运动员,在与俱乐部合同期满之后,有权在不支付任何转会费的情况下到欧盟另外任何国家踢球;其次,有欧洲联盟公民身份的运动员在欧洲联盟任何地方踢球时,有关“外国运动员限制”的规定予以废除。这项法案的出台,欧盟范围内的球员开始加速流动,有效的保护了球员的切身利益。

二十八岁以下球员(不包括二十八岁)自从签定合同的当日内合同三年受到保护,之后两年可随时接受其它俱乐部的出价,而这时他一旦答应加盟新球队,那么新球队将支付一个相当于他剩余合同上的工资作为赔偿

而所有合同的最后半年属于合同结束阶段,任何俱乐部只要能够给出该球员满意的合同,那该球员将可以在合同最后半年结束之后自由转会去新的俱乐部而新俱乐部不用支付任何费用给原俱乐部

合同只能一年一签,并且可以自由转会去其它俱乐部,而新俱乐部则要支付给原俱乐部一笔赔偿金,以鼓励青训培养

10年时光,《博斯曼法案》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足坛,但这位比利时球员却并不像以他名字命名的法案那样显赫。从某种意义上说,博斯曼的诉讼是为人做嫁衣,成全了无数富翁,却毁掉了自己的人生。

2005年,当一袭黑衣、嘴里叼着烟卷的博斯曼有些颓唐地走在比利时列日的大街上时,你恐怕已经很难把他和一位前职业球员联系在一起。曾经沧海,博斯曼已经习惯了普通人的生活,何塞卢而且他对当年提起诉讼的经历并不后悔,“如果再经历一次,我还会像当初那样选择……但也许我更愿意多一些无知和假装无所谓。”

《博斯曼法案》的出台,让博斯曼立即成为了一名争议性人物。小俱乐部大骂他是数典忘祖的乱臣逆子,但一些球星却把他视为捍卫球员利益的自由斗士和革命先行者。不过职业球员终究是要通过踢球来获取收入,博斯曼也概莫能外,但是“叛逆”的名声却让他在寻找新东家时举步维艰。

在他打赢官司后,列日俱乐部直到4年后才付清了补偿金,而这笔钱的约1/3都被他用于偿付律师的代理费了。此后,博斯曼并未前往敦刻尔克踢球,他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最终只能在几家小俱乐部厮混完余下的职业生涯,并很快退役。退役后,博斯曼失去了稳定的收入,只能靠政府的失业救济度日。因为打官司以及后来生活的潦倒,博斯曼的婚姻也宣告破裂,他的妻子领着女儿离开了他。博斯曼还经常去看望女儿,但是当初婚姻破裂给他带来的伤害依然让他无法释怀:“当我无力支付房租的时候,我的前妻选择了搬走,我只要求她给我留下一张床。随后我只能搬到母亲家里住。”

如今,博斯曼每天除了做一些园艺工作和家务外,就是收看电视转播的球赛。他与队友和朋友们都失去了联系。

1990年夏天,效力于比甲RFC列日队的中场球员让·马克·博斯曼(Jean-Marc Bosman) ,在赛季末同原俱乐部的合同到期,俱乐部准备将其年薪削减60%,因此博斯曼希望转会到法国的敦刻尔克俱乐部。但当时敦刻尔克无力支付列日俱乐部开出的高额转会费,导致转会泡汤。在旧有转会体制下,即使球员合同到期,别的俱乐部要招入他,也必须向球员的原俱乐部支付转会费才能成行。

在接受了法律咨询后,博斯曼在当年8月份将列日队和比利时足协告上法庭;11月,比利时一家地方法院裁定博斯曼转会合法,比利时足协败诉;半年后,比利时上诉法庭裁定驳回上诉;1992年1月,博斯曼向政府申请失业救济被拒,一怒之下将官司打到位于荷兰海牙的欧盟法院,索赔100万美元,理由是俱乐部不放自己转会违反了欧盟“关于欧盟各国公民有权自由选择居住地和自由择业”的《罗马条约》。博斯曼同时要求欧盟责令欧足联放开对非欧盟球员的限制,因为这种限制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种族歧视。

欧盟法院于1995年12月15日作出了有利于博斯曼的裁决。法案出台后,欧盟范围内的球员开始加速流动,小俱乐部的球员都希望能等到合同期满加盟豪门。

博斯曼法案同时禁止欧盟成员国本地联赛及欧洲足协在比赛限制非本地球员的数目,但不包括非欧盟的球员在内。

博斯曼法案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后果很快就在转会市场上表现了出来,从前转会市场上的主角已经从俱乐部变成了球员,阻碍他们转会的惟一障碍被废除后,欧洲立即陷入了一个疯狂的年代!

转会费一度被认为是欧洲经济的风向标,从1996年开始,转会市场上的标价以光速上涨,1996年希勒从布莱克本加盟纽卡斯尔时创下的1500万英镑的转会费很快就被不断打破。转会费上涨的同时是球员工资的上涨,博斯曼法案让大球会得到球员节省了大笔资金,但他们也不是没有苦衷,为了吸引球员加盟,往往需要提高球星待遇。俱乐部的工资结构可能遭到破坏,其他球员也要求提高薪水,如此恶性循环,造成俱乐部工资支出暴涨。比如,英超顶级球星的周薪已经达到20万镑,而博斯曼法案实行前,作为英格兰联赛的顶级射手,拉什的周薪仅为5000镑。同样,为了留住球队的核心球员,原来的俱乐部也不得不提高球员的工资,而且球员以转会要挟俱乐部加薪的事例在欧洲已经越来越普遍。

球员自然是最大的受益方,但球员流动门槛降低也有很多副作用。球员的忠诚度降低,即便是土生土长的俱乐部旗帜,也可能为一纸合同折腰。但你无情我也无义,俱乐部对球员更加冷酷,因为合同到期的球员再也换不来转会费,自然要扫地出门,这样造成失业球员增多。在寻找新东家时,这些球员便成为弱势一方,俱乐部拼命压低待遇。

博斯曼法案除了让转会市场产生革命性改变之外,在外援的使用方面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当年欧盟规定所有联赛都实行“3+2政策”,也就是一支球队可以拥有5名非欧盟球员,一场比赛首发阵容最多有3个外援!这一变革立即让欧洲外援泛滥。

俱乐部肆无忌惮地引进欧盟球员,而把宝贵的外援名额用在刀刃上。于是,许多豪门成为“国际纵队”。1999年12月26日英超比赛,切尔西首次使用全外援首发。外援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因为中小球队为了节省资金,也乐于引进廉价外援,而随着欧盟东扩的步伐,东欧球员的涌入也更加容易。1994年,德甲外援比例仅为21%,10年后一度接近60%,上赛季才有所回落。

博斯曼法案还引发假护照问题,因为只要得到欧盟护照,在欧盟踢球就不再视为外援。虽然球员改变国籍的现象早就存在,但接连曝出假护照丑闻,却是博斯曼法案以后的事。仅在2000-2001赛季,就有11名在意大利踢球的球员被发现持有假护照。里瓦尔多、贝隆等南美球员都被牵扯了进来。

时光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足球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向前发展!既有阿布这样的足球寡头,也有皇马这样的商业王国,还有转会市场上的种种黑幕,新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必须有新的制度来约束,博斯曼法案在过去的十年内为推动足球前进做出了贡献,但它该寿终正寝了!

欧足联已经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博斯曼法案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博斯曼法案让欧洲转会市场更加自由,让球员的收入更加丰厚,同时它也为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球员得到了证明自己的机会。然而进入21世纪,博斯曼法案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他让小俱乐部无以为继,让普通球员面临着随时失业的危机,更让转会市场浮现出过多的泡沫。这样一个未经仔细论证的法案被过于草率地引入足球界,从他实施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要被新法案替代的结局!

尽管经过10年的调整和适应,各支俱乐部已经找到了应对博斯曼法案负面影响的方法,他们和球员签订长期合同,设置天价的违约金,更推出了依据球员表现而定的“弹性工资”,但足球界所做的努力依然无法让转会市场回归有序。卡尔平要求非欧盟球员的平等待遇,阿什利·科尔呼吁球员有权接触其他俱乐部,他们都被称为“博斯曼第二”!与此同时,欧盟认为转会费规定与欧盟自由就业的法律相悖,因此要求彻底废除转会制度,尽管这一次足球战胜了政治,但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博斯曼法案的漏洞。

执行了10年的博斯曼法案该不该继续?这样的线夜来论证,但新的形势之下,它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在法案越来越成为足球前进的桎梏时,欧足联和欧盟可能很快就会进行另一场权力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