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乌拉尼亚

革命老区延安志丹县,偏远封闭,然而一支少年足球队从山沟沟走出,在德国受到习接见,并迅速占据网络头条。在这背后,是一群北京知青和失意小官吏的寄托和反抗,以及一座小县城的身份竞争。在志丹这样的中国县城,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

刘志丹将军在黄河以东被敌军射杀,时间是在4月份,消息很久以后才传回保安,那时他已经在瓦窑堡的一处山坡上下葬。家乡人终于明白了长久以来就隐隐感觉到的事情,那就是,没有人与死亡绝缘,即使他这样的革命者也不能。

十几年以后,解放军在东部的3次战役里大获全胜,很快从东北的山林追击到南方的海岛,似乎只是揉一揉眼的时间,新世界便遽然降临。

保安人从报纸和电波里知道,新人类已经出现在国家的其他地方,本地却流行着前所未见的瘟疫,农民变得懒惰迟钝、土地失去了肥力。地方官虽然束手无策,但好在人们久而久之接受了现实。

知识娃娃的到来是在一年冬闲,卡车喘着粗气从铜川开过来,摇摇晃晃地翻过山梁,扔下他们在这里受苦。他们精神亢奋,整日游走,把带着苦味的黑糖分给当地人。另一拨外乡人是钻探队,没日没夜地扛着仪器在山沟里游荡,将巨大的钉子打入地下。有时候,两班人拿了皮球,放在满是石子的场地里来回争抢。

知识娃娃走了,钻探队引来了石油公司,磕头牛牛在13个乡镇嗡声作响,从几百米深处抽出地火。土地重新分给了个人,但只允许植树种草,农民们大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直到有一天,一帮职业好事之徒蜂拥而至,四处打探,保安人才回想起是北京知青带他们见识了足球。

“说不定哪天这一切也被暴风雨刮走,再没有出现在世上的机会。”丁常保随口引用着名著,用一连串类比描述自己的体验。

在陕北小县城发现南美文学的重度爱好者,不是件容易料想到的事情。当我第一次见到志丹足协主席丁常保的时候,他穿着一丝不苟的中山装从全聚德走出来,变色眼镜正转换成极有城府的色调,一开口,浓浓的鼻音里掺着谦和与警觉。后来我才明白何以如此,当时只觉得他可能挺难缠。

组织德国行的对外友协和大众公司,原本打算从延川县习少年时插队的地方挑选一支足球队,但是延川县几乎没什么人踢球,更别提少年足球队了。的时候,北京知青把足球的种子播在了整个延安地区,45年后,它只在志丹县成活下来。

“你为什么能来到这儿踢球?”习在沃尔夫斯堡的训练场里问志丹的小球员。

“我命好。”队员周磊磊气喘吁吁地回答,天真得让人措手不及,连情绪和感慨都在里面了。习和陪同的官员都笑起来。

从山沟沟里走出来,飞10小时到欧洲,跟最高领导人握手合影,然后迅速占据网络俨然明星人物,短短几天里的经历的确容易让人联想到命运。丁常保盘算着趁“命正好”,赶紧从县里争取更多支持。他们人还没回来,足协副主席李建勇就给县里打了报告,要求包括投入更多资金、添置足球场地,以及给足协安排5个编制。他们对此挺有把握,“国家主席都发话了,县里能不支持?”

丁常保精神饱满地走在志丹的大街上,时不时遇到同事朋友,“啊呀,世界名人,赶紧让我握握手!”他配合地笑笑,也不多说。

偏远和山川险阻毫无疑问,否则当年刘志丹便无法割据一方。从延安乘车过来,要经过好几处狭长的隧道,早年间则只能靠毛驴顺羊肠小道艰难地翻越。埃德加o斯诺1936年在这里见到石砌的古代堡垒和凿入山崖的洞穴,感慨说敌人的飞机大炮将毫无用处。

穷山恶水里的志丹人曾经因为贫穷落下不好的名声,他们总是在筵席上现出穷酸相,令外地人敬而远之。现在情况不同了,因为石油,志丹的经济总量一跃成为全省第四,在整个西部也能进入前20位。公路旁的河道里叮着大大小小的油厂,抽油机昼夜不歇,炼油厂银色的管道偶尔从山梁间一闪而过,在一片枯黄中露出冷峻的工业光芒。

但你知道,这些都是表象。周河川道最宽处也只有600米,城区不得不在狭长的谷地里漫无边际地延伸,像是一个在矿井深处憋坏的人,挣扎着寻找出口。城市两侧的石山直挺挺的,布满人造的杏树林,4月正是一片绯红的时候,要不然一眼望去好似无法逾越的高墙。

县委县政府果然第一时间开了会,但记者都被客客气气地挡在门外。足协的要求大都不置可否,最爽快的回应也只是说“现有的场地可以继续使用”。后来丁常保他们才意识到,志丹的草根足球不仅让县里,甚至中国足协都感到极大的压力,充斥网络的“没有场地、没有资金、教练都是兼职”,很容易就被引申成一种指责。几天之后,县里确定了对外宣传的口径,“草根足球”的提法不见了。

丁常保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开着辆半新不旧的长安面包车,吃饭抽烟见记者,形势变化似乎丝毫没有超出他的掌握,否则11年来志丹足协也走不到今天。

一种关于“消褪”的体验,让他仿佛回到了2003年最野心勃勃的时候:中国足球开始了持续至今的萎靡不振,陕北的3个球迷丁常保、李建勇、姚功辉决定成立“志丹之窗”足球俱乐部(足协前身),“用100年时间打造自己的皇马”。同一年,丁从县科技局文书提拔为副局长,成了县里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

成立没多久,延安市要求俱乐部代表市里参加全省比赛,大概是抽不出人手或心不在焉吧,但丁常保很兴奋,在体育场门口、街道告示栏贴上俱乐部的海报,稀稀拉拉来了二十几个人,像电影《少林足球》里的情形。最终上报组委会的名单只有18个队员,几乎是他所能拼凑的极限。

赛前集训时才发现,没有人能胜任教练一职,丁常保、李建勇只能算球迷,姚功辉令人印象深刻的只是带球横冲直撞。几番周折,姚功辉想到了志丹女足的名人边庆梅,一位曾向他展示人生可能性的师姐。

1986年,志丹县女子足球队代表延安市参加省青少年运动会,获得冠军,11名队员全部安排工作。队员边庆梅风风光光地参加完庆功会,就去了周河乡政府上班,成了国家干部。更早的时候,也就是足球刚刚传入志丹县的70年代初,有本地人和北京知青搭档,在延安市踢出了名堂,后来成了志丹县的体委主任。

那时平民子弟的晋身途径只有3种,考学、军转、接班,边庆梅们的幸运像一枚金色炸弹,扔进了满是石子儿的体育场,搅得人心不宁,农家子弟姚功辉的心里也暗自渴望。

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姚功辉正带着我下乡,他介绍自己的工作“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嗯?“兽医,给猪打针的。”

离开城区没多远,转下土路,越过周河上的老旧石桥,汽车停在川道边的庄子里,疏疏落落十几户人家,房子都盖在土崖和平地的交界处,户户养猪养鸡,村民正围坐在村口打麻将,顾不得来人。乡镇防疫站的干部卸下疫苗箱,笑着问姚功辉,“你来?”

“不了。”姚功辉在2010年被提拔为中心的副主任,过去20年一身猪屎味奔波在乡间,已经十分厌倦。

乡镇干部费力地把猪挡在角落里,用树枝在脖颈上搔动,让它安静下来,左脚迈过黏糊糊的猪粪,右手轻巧地一摁,白色的疫苗就注射了进去。注射第二针时,黑猪猛地一跃,一片猪粪飞溅起来。“咦!”大家各自躲闪,看着圈里那位满腿的黄点子,弹一根烟头进去,嗞地一声响。

当年我家有3亩地,种菜,每天掏茅粪,到初中我还掏大粪种菜吃呢。到学校掏大粪的时候,同学看见说,噢,那小子掏大粪。都看不起我。掏过大粪回到教室,那个臭啊,一个礼拜都散不开,女娃娃到你跟前来都不来。老师找我就两件事,第一件事,谁谁谁,把你们家茅头拿来,我明天也掏点大粪种菜;第二件事,谁谁谁,叫你们家给我拿点菜。

在学校里,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身份,接受身份背后的生活现实。从小学到初中,姚家中午不做饭,两个小时就呆在教室里,学习,或者玩。城里吃供应粮的娃娃拿着两个馍馍,烤得黄黄的,他羡慕得不得了。

“我就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挨饿?人家吃的是供应粮,你参加了工作吃了供应粮,你就能吃饱,就能出人头地。所以我要拼命学,我要跳出农门,考上学你就升入天堂。”

那时的生活贫穷枯燥,他们时代的伟大发明电视机,全志丹县只有两台。家离体育场不远,姚功辉就跑去看人踢足球。别人踢两小时,姚功辉在场边站两小时,球好不容易出界滚进了树丛,他赶紧跑过去,捡起来“咚”地一脚踢回去,“啊呀,那一脚就过了瘾了,很舒服。”只有在那片天地,他才感到解脱。

经过边庆梅一个月的调教,志丹县参差不齐的队伍上了赛场。对手人高马大,怎么看也不像是中学生,志丹队瘦小的前锋站在后卫面前,连对方肩膀都够不到,身体一接触就被撞开几米远。习惯了土场地的队员,发现球总是粘在草坪上。结果不仅一场未胜,跟宝鸡队的较量还以1:8惨遭羞辱。

输得太快、太轻易了,一点都不悲壮,简直是窝囊。队员走光以后,丁常保独自躺在草坪上,天蓝得空空荡荡,“很沮丧,感觉太不公平了。”

训练一群根本看不到前途的后生,让他们去打注定赢不了的比赛,关键是,县里领导又丝毫不重视,你们所说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意思?足协教练因为这个原因换了好几茬。

凡是跟足球沾亲带故的,丁常保都去结交,留守的北京知青来过,女足老队员来过。“你们是疯子,白日做梦,我不干了。”请来没多久的教练撂下3句话走了,留下丁常保和李建勇面面相觑,几分钟前他们还指着小石山上的一片垃圾坑,幻想如何买下来改造成标准足球场。

老教练杨再民是个例外,2004年加入后就再没离开。他年轻的时候憨直、凶狠,浑身裹着爆发力,跟知青组队到延安踢比赛,满场都是北京来的知识娃娃,风光极了。县领导不辞辛苦,亲自从向阳沟请来开国大将张云逸的孙子张小建,给队员教导技战术,那时体育还是事关领导面子的大事。

1972年高中毕业后不久,杨再民回到老家黄地台村劳动,赶上一年的正月十五,顺宁公社和临县的红柳沟公社比赛篮球,场边两排桌椅,铺上全新的白色的确良,公社领导悉数到场,一脸严肃地坐着。比赛是两个公社的政治较量,谁获胜就说明谁治下的群众体质好、素质高,进而推演为经济文化繁荣。

红柳沟公社请来两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儿,结果抵不过杨再民一人,他技术好、速度快,球到人到,遇到包夹,一转身就从胳肢窝钻过去。比赛赢了,公社书记笑得很恣意,“看来门面上还是离不了这么个人”,给了杨再民“亦工亦农”的身份,到初中当体育老师。

那时的口号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用大红的黑体字刷在操场的围墙上。对杨再民来说,无疑是一束光,是他借以逃脱农民命运的宝贵机遇。

当年赶上农业学大寨,县领导下了狠心要在山大沟深的地方兴修水利,受苦人(陕北方言,指农民)每天工作18个小时,挥舞大铁镐开挖梯田。六口之家每月供应十几斤小米,一大锅水放一撮,喝7碗也饱不了。

生性乐天的老杨诉说着,抑扬起来像说书人的腔调,夹杂着陕北的俚语,说到有社员蹲在大北风里解手结果睡着了,他眯着眼笑起来。

来之不易的岗位上,杨再民憋着一股劲儿,没有器械,就自制篮球架,平操场、垫沙坑,滑冰登山拔河越野,玉米收获后,带着学生把玉米秆放倒,几根木椽子搭成球门,孩子们照样玩得疯野。身份没法转正,就越是要年年先进、季季先进。他一门心思想着进城。

1979年开始,杨再民在市镇小学当老师,他组织的小足球赛,至今已经办了30届,是丁常保、姚功辉的启蒙课。边庆梅所在的女子足球队也是老杨一手训练出来的,只不过,球队被延安市带到省里夺了冠,老杨连庆功会都没份参加,而临时工身份,他背了整整10年。

等到丁常保见识足球的时候,操场围墙的口号大概已经换成了的“提高水平,为国争光”,那是个渴望国际社会认可的年代,但在以三级体校为基础的举国体制下,足球对地方主政者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2003年惨败之后,丁常保不甘心。两年后在宝鸡的比赛,由老杨教练带队,“裁判长站在场边指挥裁判,根本打不成。我们的娃娃16岁,拍骨龄说实际年龄21,最后只有10个人合格,人家的队员,雄赳赳的后生,胡子那么长,动作凶狠,娃娃腿都哆嗦。”

陕西的足球格局是西安、宝鸡轮流当冠军,咸阳汉中争铜牌,延安队自然是山沟沟里跑来的搅局者。最过分的一场,丁常保按捺不住,指着组委会官员痛骂起来,“西安的意见是意见,我们的意见就不顶事?!”丁常保觉得不能白来一趟,最后一场跟测完骨龄剩7个的榆林队商量,各上11人,结果输掉了,回到市里挨一顿训,“竞技体育是成败论英雄,谁记得你10打7?”

“那次之后觉得中国足球太黑太黑,我们还是别去省里比赛了。”丁常保怨恨自己醒悟得太晚。他涨红了脸指责组委会官员的时候,队员牛永权就站在背后,捏着一股劲,心里满是困惑与愤怒,“辛辛苦苦训练,到头来连上场的机会都不给你。”

牛永权15岁出门远行,是县里唯一打过职业的球员,我们见面时,他早已结束了闯荡生活,在志丹足协做了没有报酬的教练,至今已经8年。

我一开始在乙级球队安馨园,对抗时伤了十字韧带,后来在陕西国力踢了大半年。当时国力的老板王珀,黑得你都不敢想,让守门员江洪放水江洪不从,给江洪下药,把教练卡洛斯锁在房里不让出来。有场保级战1:5输了,据说那场值六百多万。队员要上场得送几十万,有人送过一尊金佛,我哪有那么多钱。王珀那家伙现在进去了。如果不是那么黑,哪怕是现在的足球环境,我应该就踢出来了。

跟如今四肢发达的男足队员相比,牛永权属于不常见的技术型,身材不高,心里猫着一股傲气,喜欢与人一争高下。有一次他带球员去恒大足球学校,跟对方教练比赛时,从后场带球突破整条防线,到小禁区面对空门才停下来。志丹娃娃都崇拜他。

离开国力以后,牛永权混在西安,靠踢民间联赛维持生计。喜欢足球的老板召集一帮人,赢一场球挣150块,输了只有50,有时候从早到晚踢4场,大夏天跑得直虚脱。2006年以后,牛永权见识了外面的世界,也试过了所有可能的选择,拖着行李回到志丹。

最开始的几年,丁常保怀着强烈的竞技心,想要带球队打出成绩,甚至是培养球星,给国家队输送人才。可队员的出路少得可怜,偶有出类拔萃的进入省体校,就得放弃文化课,接受动物似的残酷训练。成绩上不去的,体校便要求把年龄改小几岁,结果往往毁掉了运动生涯。

“命。”牛永权以此解释一切。对他来说,回归志丹像是给一场人生的变故安顿了尾声,而丁常保这时则开启了另一种人生:大雪天开车在盘山道上,与一辆油罐车会车时,不慎掉下了悬崖,“向下翻滚的那几秒,过去的经历全都涌上来,害怕,后悔,觉得我没在这世上留下任何东西。”

2007年,丁常保从科技局调任县人大,担任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级别高了半格,但主管的副县长认为他“可惜了”,人大的职务没有实权,也注定不会有任何作为。可丁常保心里已经放弃了仕途的追求,想利用人大的闲暇读书写作,当一名真正的作家,把马贡多一样的志丹城变成文学的地标。

只是对于足球,丁常保没了方向。他在编纂《志丹文库o知青卷》时发现,著名足球解说员张路曾经是延安知青,没有联系方式,就寄纸信到国安俱乐部。张路告诉他,志丹全县14万人口搞竞技体育不现实,不如发展校园足球,举办学生联赛。

搞联赛并不简单,你得让迟钝的官僚机器运转起来,至少,不能成为阻力。姚功辉每天早上8点守在教育局长办公室,刚开口,局长要开会,刚把意思说清楚,局长摆摆手要出门,就这么耗了两个月。因为全国校园安全事故频发,教育局长正绷紧了弦,一要安全二要升学率。

曾经发誓要跳出农门的姚功辉,中考那年睡觉几乎没脱过衣服,每天早晨6点起床学习,半夜和衣睡下,大半年后身上虱子到处跑。最终他挤进杨凌农校,一所毕业就能分配工作的中专,成功地“吃上了供应粮”。丁常保的同事告诉我,如果不是他们的体制内身份,恐怕跟教育局长话都说不上话。

小学联赛一开始就成了孩子们的节日,他们从繁重课业和溺人心智的电脑游戏里解放出来,在山野里奔跑追逐,去理解力量、速度和意志。到2013年,志丹的青少年足球人口超过3000,大街上常能见到结伴而行的足球少年。

几所村镇小学一开始没有参与,到后来竟能击败县城小学而夺冠,何明明所在的王南沟小学就是这样。3月底见到习的队员里,只有何明明来自偏远农村,我在北京见到他时,教练樊文虎正领着参观,樊教练比娃娃们还要兴奋,大声说着“小时候最向往的地方啊”,黝黑的脸庞就衬出了一排大白牙。

小队员们嬉笑打闹,指着公安部大楼上的警徽问,那是不是党中央?要是吵闹过分,队长徐志雨便行使威严,作势惩戒,他在德国的表现让外方教练刮目相看,天才少年桀骜不驯、抽烟打架,因为瞧不起恒大足校教练的水平跑了回来,家里是志丹县城的老户,倒也由着他。

跟其他队员相比,何明明有些木讷,别人围着《体坛周报》记者七嘴八舌,他在一旁站着;争抢手机看文章马伊琍的绯闻,他也置身事外。教练告诉我,球场上有另一个何明明,作风强悍,透着灵性,连续两年被恒大足校邀请,但他都没有去。

“我准备带上队伍去台湾,持续制造新闻热点。”教练樊文虎站在工作了4年的采油井场,对着荒山里的一片油田挥舞手臂,他想起几年前大学同学发迹后的嘲讽,“足球能让你买房买车吗?玩不过许家印就算了吧。”

开车去油井的路上,樊文虎再三说,不光要踢好足球,还要干好本职工作,当单位的劳模,争取进步,“你帮我表达一下这个意思。”他是个忠厚的人,对实际的事情也不遮掩,熟练使用着文件里才用得着的词汇。从德国回来,西区采油厂开了欢迎会,2014年度职工转正的名单已经确定,临时加上了他。

多少年来,靠足球出人头地的事情樊文虎想了无数遍,但没有料到是今天这般机缘。为了当学校的球星,他跟牛永权冬天凌晨爬起来,在路灯照射的雪地里练传球、比射门,到河道里玩水,带球逆流而上,累了坐在河滩地里,看车来车往,憧憬未来。怕踢破了老布鞋挨骂,就给光脚上场找出技术性的理由,即使最简陋的球衣球鞋也有羡慕的眼光。

后来才构成烦恼的现实在当时就显露端倪:他们所在的城关小学大都是农村户口,另一所市镇小学则是城里的娃娃,樊文虎常组织双方打比赛,赢了就有免费的凉皮儿吃,“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买不起足球。”

高中以后,牛永权远走西安,去追逐毫无定数的职业梦,樊文虎的球星幻想仅剩下余温可暖。樊姓大家族里唯一“上班的”大大是位警察,拥有说话算数的威信,樊文虎带着对他的崇拜,报考了警官学校,大学时还到缉毒队客串卧底,直到歹徒的匕首擦着肩膀才第一次感到恐惧。2010年樊文虎毕业回到志丹,警察梦也落空了,那年县里给大专毕业生安排工作的政策正好终结,他只得去采油厂当了临时工。

进入旦八镇的油区后,视野开阔起来,油井的密度超乎想象,各自孤零零地立在山峁上,四周用砖墙围起,三四台磕头机发出嗡嗡的声响,角落里盖间砖房,差点的只有一方铁皮盒子。照井工人把火炬的位置指给我看,燃烧着的伴生气让人联想到财富与繁荣。

樊文虎借来一身沾满油渍的工作服,站在抽油机前僵硬地笑着,让我拍照留影。一开始,他对采油厂的工作很不满意,不过,现在毕业的大学生想谋一个临时工也不容易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考虑到革命老区的贫困,特许建立了省属的延长石油公司,到了2012年它成长为西部地区唯一的世界500强企业,2013年营收253亿美元。志丹境内的西区、永宁两个采油厂年产都超过百万吨,近30亿元的县财政,绝大部分来自石油企业。

采油厂从2000年以后体量骤增,大量的志丹青年被吸收就业,县里的财政能力也水涨船高,2010年之前大专以上的毕业生都成了体制的一分子,曾经发不出工资的窘境早已被人淡忘了。近几年油田进入稳产期,青年就业也每况愈下,樊文虎因为足球转为正式职工,实属意料之外的幸运,“现在转正很难,花几十万不一定能办成。”

从油井所在的山峁四处眺望,可见漫山遍野开放的杏花和沙棘,一两点村庄倚靠在山坡上,竟像是繁华都市里未被拆迁的破落古宅。成为照井工人或是做些小买卖,显然不能满足所有村民的期待,偷盗原油的事情时常发生。一条致密的口袋,趁夜晚或工人轮班,摸近储油罐,大钳子铰断锁链,背走100斤原油可卖几十块。如果与照井工人合谋,事情会更简单。胆大妄为的干脆开来卡车,把照井工人锁在室内。

乡村的现实便是如此,4年过后樊文虎已经习以为常,重又琢磨起制造新闻热点的计划。说起选择了不同道路的牛永权,他习惯称呼小名“二牛”,并很谨慎地补充,“二牛没有工作。”在志丹,“工作”特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现在采油厂应该也算。

从西安回来以后,马尔蒂二牛在家啃老,他已经29岁了,因为没有“工作”,一直没法结婚。“不知道北京是怎么想的,在志丹你做生意一个月挣两万,女的都认为没有在工作上拿三五千有脸。”樊文虎去年也跟女朋友分手,原因是女方家里嫌他只是个临时工。

足协一帮人觉得,二牛“不会来事”,不像樊文虎那样善于经营。二牛也喜欢羽毛球,有一晚打完球跟球友走路回家,在广场大屏幕看到正播新闻。“咦?你还上电视了?”二牛惊奇地问眼前的中年人,“咦,你是县长!你打球那么菜!”

遇到同学聚会的场合,政府的、油田的、没“工作”的,自然而然地分桌就座,喝酒也分了阵营较量一番,那种氛围让樊文虎很不舒服,“人家很神气,说话、动作都不一样,总觉得比我们高一个档次。”

每年农历三月和七月,志丹西南的太平山上人声鼎沸,算命、耍钱、换假牙、卖巴西龟应有尽有在太平道观的庙会上,我遇到了正忙着写咒语的北京知青陈寿桢。

太平山是俯瞰县城的军事要地,至今保留着古时的烽火台,道观起初只是一间瓦房,关公、玉帝木像粗陋不堪。志丹经济腾飞后,便开辟新址,耗资数千万建起了3处楼阁和一座九级宝塔。

质朴的志丹人打发了凡尘俗务、安妥了名利官爵之后,便来到太平山上关心灵魂和来世。一百多小朋友用红绳在后背绑上咒语,手里攥着糜子秆,进行名为“过关”的仪式,他们依次从砖塔的门洞中穿过,门洞对应着水火关煞、短命关煞等人间一百单八灾祸,最奇怪的一关叫“和尚关煞”,大概是唯我独尊的意思。

“志丹人精神生活很贫乏,”丁常保就庙会的细节指指点点,重复好几遍,心底对文人身份的认同泛了上来。当我们走出财神庙,一名身着西装的老人伏在门口的桌案上书写符文,丁常保告诉我,他是北京知青陈寿桢。

仍留在志丹的北京知青只剩下6个,陈寿桢是其中之一,娶了太平山上惟一的注册道士作婆姨。1977年“大回城”时,陈寿桢已经安家生子,不忍心抛妻弃雏离开陕北,如今关于北京的念想只剩下1981年慰问团赠送的一块纪念币,上面写着“光荣的北京人”。

另一位留下来的背景知青是耿文华,他的第一任妻子出身农家,先后换了4份工作,供销社、药材公司、劳动局、审计局,生养的两个娃娃也都进了政府机关。再婚以后,新夫人是关中人,也安插进图书馆,给孩子要的经适房县长也批了。

当年杨再民侥幸进入志丹足球队时,耿文华司职守门员,知青们踢球为的是在集训的一个月躲开繁重的劳动,每天有粉条烩豆腐吃。志丹足协刚成立那会儿,耿文华被丁常保请去当教练,三两次以后便辞掉了。

坐在他老旧的单元楼里,耿文华翻出时候的照片,3个倔强的小男子汉或蹲或站在广场前,耿文华胡须冒出来了,眉梢黑粗,戴着顶皮帽子,表情有点不耐烦,那一年他16岁。

我是北京五中造反派的头头,后来我爸爸打倒了,他们抓我,我组织的谁敢动我?我就跑了。带着3个同学,拿着五中的钢印,一盖章就是钱,游山逛水,走哪吃哪,回来买的白球鞋、蓝线裤。那阵儿年轻、幼稚,各种活动都参加了,揍老师,揍我们学校的地主赵木香(音),他们家的小狼狗我抱回来了,棕颜色的,惹人疼,好心把油饼撕碎喂它,结果咬了我一口,我拿老师的教鞭抽那狗,我为你好你咬我,一脚踢出去了,趴在我门口赖着不走。

五六十年代足球在世界范围兴起,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常有苏联和东欧的足球队来访,周末到先农坛体育场看球逐渐成为北京市民最大的娱乐活动,胡同里带球玩耍的,都是年龄相仿的少年。耿文华小学时夺得过北京市亚军,四年级就一米六几,当了孩子王,说话做事沾点北京式的霸道。

志丹县规定北京知青一年有一次探亲机会,报销来回路费。有次报销遇到拖延,耿文华拽着办事员的脖领子,拉到县长办公室,从此一年报销4次。“我、耿文华,一年、报4回。”他给自己竖起大拇指,朝肩膀后面一甩。

一般人费尽心思却求之不得的公职福利,知青们似乎轻而易举。我问陈寿桢,县上对北京知青有所顾忌?

只是,这条路近几年走不通了,陈寿桢告诉我,政府单位大多超编,他所在的经贸局编制11人,实有30个,“进体制内的途径基本被堵死了。”他现在发愁的是,等到自己的孙子大学毕业找工作,儿子已经是退居二线的年纪了。

当足协陷在现实的泥潭里止步不前,对权力的渴望会从丁常保的脑海一闪而过,随即投入无可奈何的阴影里。

亲戚们关注着丁常保提拔为副县级领导的可能性,都说愿意搭把手,姚功辉喝得醉醺醺的时候,也用一句“有机会进步的,找我”把自己城中村改造后发迹的实情抖露出来。可是,丁常保不知道该去找谁,更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应允。

走上仕途,丁常保一直是同级别里最年轻的干部,现在35岁了,后进的同僚都莫名其妙得到了提拔,压力、嘲讽、絮叨,从来也没停止过。大学时他常跟一位好友通信,谈论理想,相互鼓励。好友后来在乡镇做了副书记,“已经被纪委办了,贪污两千多万,西安、北京、海南都有房子。想不明白他怎么搞的。”

姚功辉虽然劝别人“积极进步”,自己却改不了口无遮拦的毛病,有一年县里准备投入四五亿发展养牛,县长兴致勃勃地开会动员,姚功辉突然开口,“我不同意,志丹搞不了养牛。”原本他已借调到农业局负责牛羊防疫,不久又发配回了乡镇。

2007年之后的日子,失意的小官吏们聚集在足协里,专心操办学生联赛,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志丹县有4个较大的体育类协会乒协、篮协、羽协和足协,热爱乒乓球的县委书记在任时,乒协迅速兴旺起来,长袖善舞的信用联社年年冠名赞助,但足协从未沾上光。

为留住足球苗子,集训完了给队员发米发面,一天补贴两块钱,在县医院吃病人灶,开会借法院的审判庭,教练当法官,娃娃坐下面。动辄班主任来找,别踢球了,要不退学,你影响我班成绩。有的家长问,有钱不?管饭不?你们是不是靠娃娃赚钱呢?听着家长的刻薄话,丁常保眼泪都快下来了。

“有时候我感觉生活在这里很压抑。”丁常保说,他想过退出,甚至冒出过到青海种向日葵的念头。

也许一个人永远说不清内心的渴望,直到真正面临抉择丁常保费尽周折得到了提拔为延安市科技局副局长的机会,那些天里,他痛苦地权衡着,习惯了孩子们喊一声“丁教练”,终究没法割舍。2012年8月,志丹小队员到成都参加夏令营,丁常保有事晚到,当他凌晨两点到达住处时,娃娃们一个都没睡,焦急地等着他。“那种感觉别人是没法体会的。”

搞足球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成就,实际上很孤独,有委屈只能隐忍,现在觉得成绩也没那么重要。我的梦想是当作家,写作是我的反抗,在我创造的世界里,黑暗和光明都有自己的位置。我是平庸的人,假如不搞写作、不搞足球的话,可能就天天想着当官挣钱。因为足球,我感觉很充实、很纯粹。

从办公室堆满书籍和奖杯的柜子里,丁常保翻出自己的小说集《独行者》。他笔下的志丹城,似乎无需刻意着墨就充满魔幻色彩,从世道人心到乡野的精怪,简单的构思中总有强烈的褒贬。在题为《一颗怪异的子弹》的小说里,刘志丹成了布恩迪亚上校式的悲剧人物。

丁常保觉得,足协就像勒克莱齐奥笔下的乌拉尼亚一群流浪汉建造的理想国度,最后在人类社会的围攻中被迫迁移。

2010年,在著名解说张路的帮助下,志丹被中国足协确定为第一个校园足球试点县,每年拨款20万,县上配套10万,足协的境遇一下子豁然开朗,跟省足协的关系也恢复了,在西安踢出了全省第三的好成绩,队员教练抱头痛哭。按规定,志丹队获得了8个二级运动员证,教练牛永权还没走出球场,西安的家长就凑过来问,“你这证件卖不?”

中央电视台英文和国际频道来采访的那天下午,足协在双河小学安排了一场表演赛。两支队伍带着各自的啦啦队,呐喊着、嬉闹着,红红绿绿的娃娃在场上争夺,满头大汗,脸颊印着黑黑的掌印也顾不得。在明朗的规则下,他们冲破管束和教条,用奔跑和跳跃释放自己的天赋,让人感到由衷的欢喜。

在志丹这样封闭的县城,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代表一种现代的生活,承载着超越世俗的价值,让孩子们感到与外面更广大的世界发生着联系。球场上不论出身、不问际遇,胜利、失败,各有意义,融入心灵。

刚刚训练时还有些笨拙的娃娃,快速奔跑中急停,脚尖一扣,避开防守起脚打门,足球飞上天空,划破静默,“砰”的一声中了门柱。场边的老师、教练以及正四处散发香烟的校长都“哇”的一声叫起来,那一刻,所有差别、机巧都消失了,只有单纯的愉悦和奔腾的生命力量。

在北京见过何明明之后,我从他身上发现了更本质、也更属于志丹的东西,为没有见识过他在球场的表现感到遗憾。

何明明的家在偏远的河沟村,县城有每天发往那里的班车。我在车门几乎关闭的一刻跳了上去,发现旅途仿佛一场怀旧嘉年华,90年代的舞曲和情歌轮番上演,小伙姑娘跟着哼唱,巨大的音响震得车里尘土弥漫。一个半小时后,我到达目的地,跳下车。

何爸爸托人来接,一辆白色现代等在路口,里面坐着何明明和两个哥哥,两人都在外做事,成熟干练,很会表达,提起自己总是说“唉,我们农民么”。

我尝试着交谈,但多数时间盯着路况。路面仅够单向通行,一边是几十米的土崖,底部被雨季的洪水冲刷成隧道一样的空洞,土石塌方的痕迹随处可见。遇到较大的转弯,视觉上的感受像是要冲下悬崖。

车停在一片山坡前面,何家人正在为先人扫墓,那天刚好是清明节。山坡面向东南,曾经是用来种粮食的坡地,几年前全部种上了杏树总理任上在西北推行了规模庞大的退耕还林计划,试图改善黄土高原脆弱的生态。

何明明比同龄人高大,看人的眼光很诚恳,脸上带点高原红。他跟着我,像是要尽到主人的责任,只是话不多。

王南沟就一所小学,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踢足球,教练叫李振洲,是县城里的,迷足球。我们没有正规场地,在土场上踢,人家7点上课,我们5点起来跑步热身,人家午休2小时,我们练球。县里的杯赛第一年我们第四,第二年就夺冠,县城小学踢不过我们。我现在在安塞的招安中学读书,离家近,那里没人踢球。

何爸爸扫墓结束了,他在祖先的青石墓碑旁种上了一人高的柏树,然后把铁锨、水桶放上柴油三轮车,招呼我们回家去。

何家有6间砖房,盖成了窑洞的样式,父母的卧室兼做客厅用。何爸爸坐下以后,省略了寒暄,说何明明被校长打了:从德国回到志丹的第二天,何明明赶回学校,校服忘在了家里,结果当着五百多同学的面被拖了出去,马尔蒂吴校长指着他训斥,“不服气?你不是见过习吗?那你给他打个电话!”

招安中学体罚学生的恶习声名远播,何爸爸觉得挨打也就算了,“可是他那个话,分明是在讽刺我们身份不好。”说着就红了眼眶。

是的,“身份”。他们对身份有种近乎本能的敏感,时常主动提及,以此打消精神上的紧张,展现出坦然与平和。可事实上,它那么易碎。

我无言以对。何爸爸换了话题,夸奖明明懂事,娃娃想去恒大学校,每年三万五的学费家里负担不起,他什么也没说。这次从德国回来,给父亲带了红酒,妈妈哥哥和嫂子也都有份。何妈妈把挂在电视机上方的小袋子取下来,给我看找赎的欧元硬币。

何崇富是何明明的太爷爷,刘志丹的战士,战过胡宗南,牺牲了。何爸爸拿出1983年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已经残损泛黄,周沿用透明胶带仔细粘过。何家祖上最接近历史宏大叙事的只有他了。

邻居家走来一位笑呵呵的大娘,方圆一公里只有他们两户。话题很快转向对世风日下的批判。农村撤并小学以后,婆姨们带着学龄儿童进了县城,然后用何爸爸的话说没见过花花世界,很快就堕落,打牌唱K、高消费、微信QQ,惹上高利贷,最后跟人跑掉了。“娃娃没有培养好,倒把婆姨弄没了。”从他们的手舞足蹈中,我分明看出了鄙夷,以及对乡村安稳、风俗无亏的自豪感。

何明明中途离开了客厅,何爸爸借机说,“娃娃想要上大学,我们支持,可我们也知道,农村娃娃供出来根本安排不了工作。”“只是尽到家长的义务,了他的心愿,不想让他将来怨我们。”哥哥补充说。

我跟着何明明,去看百米外的一处油井。农田的侧立面裸露着输油管,老化破裂的时候,庄稼就枯萎凋零,远处的河沟曾是庄里人的饮用水源,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井水也不安全,油田回注的污水穿过地层裂缝,污染了水脉。“我们收集雨水。”

东面的黄土崖壁上,有3孔废弃的窑洞,何明明在那里出生的时候,村庄远近都没有油井,也没有随油井而来的通往外界的道路。何家搬进新居之后,旧窑洞开始垮塌,在它和新家之间,是一道黄土高原上随处可见的陡峭的沟壑。

中午时分,油厂工人锁了门去吃饭,留下3座抽油机无人照看,井场西面的火炬在春日的树林中静静地燃烧着。何明明眺望河沟对面更大的一片油田,沉默不语。我忽然想起,在我观看过的电视片里,有关油田的画面总是笼罩在一片朝阳中,航拍的镜头越过明净的高原和荒漠,在山海壮阔间回还,让人感到不言而喻的希望。 (实习生石慧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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